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构建“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实际上，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学界已经开启了“文化寻根”。陈平原指出，“80年代以来，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尽可能打开大门，迎接八面来风; 下个世纪中国的学界，可能会更多地考虑如何自立门户、自坚其说。”^[1]尽管历史学家钱乘旦认为“经过一百多年的现代化努力，古老的文明获得了新生，它们恢复了信心，找到了自我; 曾经被西方霸权扭曲的文明之间的不平等关系，现在重新被扭转。”^[2]但是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在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标准、学术话语上的能力和水平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还不太相称。”以武术为例，竞技武术套路、散打的身份问题，传统武术格斗能力问题，武术国际化传播问题，武术学校教育问题等等，无不拷问着每一个武术研究者。鉴于此，研究从“西方科学”视角切入，梳理中国武术科学化历程及其存在的现代性问题，进而探索中国武术的本土科学范式。

1 “医务传教”与西方科学精神在中国的确立

1.1 科学的相关概念

当前，很多研究习惯将中西方文化二元对立投射在武术研究中，产生了传统武术与现代武技之间的对比与割裂。从深层来看，这是东西方关于“科学”概念的认知差异。科学泛指“近代欧洲诞生的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自然知识类型”，吴国盛认为现代科学就是数理实验科学，“以数字化的物理学为开路先锋，最终铸造了自己的数字化品格。”^[3]

20世纪30年代，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提出了“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由“李约瑟之问”延伸，出现了“中国近代科学为什么落后”“中国为什么在近代落后了”以及“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中国古代为什么没有科学”等相关问题。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社会精英认识到西方列强的强大工业以及现代化的科学技术体系，从而掀起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改良运动。以西医为代表的西方科学传入中国引发了中医、中国武术等是否科学的纷争。但是，江晓原认为“李约瑟之问”是一个伪问题^[4]。他认为东西方走的路不同，无法简单评判各自的“先进”，即中国也有自己类似西方“科学”的平行概念，只不过不叫“科学”，吴国盛称之为“另类科学”或科学的中国范式。

1.2 “医务传教”中的科学观念确立

以西方医疗为首的科学观念确立，其实是以渐渐舍弃基督精神对灵魂的拯救为代价的。传教士将西医带入中国，希望通过医疗中国民众身体实现对中国民众灵魂的拯救，然而中国民众仅将西医治疗视为科学的成功，并逐渐接受了西医手术刀下的身体变化。自此国人开始愈加迷恋科学，西医也逐渐替代了中医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西医对病人的治疗过程就是科学的仪式化过程，通过一系列标准化的治疗手段，西医重新界定了身体、疾病、卫生、医疗的观念和行为。所以，杨念群认为:“为什么科学在中国极易演变成一种宗教式的尊崇，因为科学的仪式化表现具有实用的与现实接近的特征。”^[5]

民国初期，医疗改革家黄子方认为:“所以要求国家的生存，要谋民族的自救，非但只在军备上求自卫，还要谋文化上所必需的各种文物的建设，科学新医便是这种科学文物的建设中之最要者。”^[6]在他看来，医疗卫生的科学化已与民族国家建设与自救、复兴紧密联系。“中国的身体因为国势的急遽衰落，而被陆续赋予各种新的使命和任务。”^[7]在这一背景下，中国人的身体强弱与民族国家力量的强弱结合了起来，身体的科学化历史被象征为“民族国家寓言”^[5]。

1.3 中国武术的身体改造

传统武术作为药方对国人乃至民族、国家的治疗效果在义和团表演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被后人诟病，所以对武术身体的改造以及对社会身体的治疗暗含了两者身患疾病而被凌辱的丑陋隐喻。通过改造国民身体，促进国家民族富强，成为近代武术百年以来的重要议题之一^[8]。对武术来说，“本来被认为像健康一样是自然之一部分的疾病，成了任何‘不自然’之物的同义词”^[9]，即武术本来在中国土生土长地生存，因为不符合西方科学标准而被判定为“病夫”需要治疗。饱受学界和民间诟病的现代武术改造本身就是一种治疗行为，改变了中国武术的生产路径^[10]。在急切向西方科学的趋同过程中，却忽略了西医外科手术治疗必然以身体的损伤为代价。

2 判定身体疾病的标准改变与中国武术两次国家化改造

2.1 判定身体疾病的标准改变

“知识精英通过西医使中国人的身体经破损而复原再造的历程，痛楚地感受着被凌辱的命运，想象着自己的国家就像病体一样受人侮辱、歧视和践踏，进而又把被治愈的病体想象成民族再生的符号。”^[5]身体治疗想象在民国期间时常见于报刊杂志，如高劳“吾侪对于社会内部之疾病，不可不研究其疾因，考察其病态，以定治疗之方法。”^[11]甚至有人将革命也视为西医的治疗手段，“吾闻历史家论革命之性质也，曰国家政治上之革命，犹至于吾人身体上施外科之大手术也。”^[12]将西医的治疗行为扩散至所有与西方文明相接触的事物，形成了一种延续百年的思潮:西方科学成为评判先进与愚昧的标准。

反映在中国武术身上，则是直接判定了中国武术具有“病夫”特征的落后、愚昧与不科学。主要表现有三:一是，国术（武术）的理论基础不是建立在西方医疗的解剖学和生理学基础上，而是建立在“玄学的中国特有的‘生理学’”上的。中国特有的生理学即徐调孚指出的“丹田、太极拳、五行”^[13]之类，据此判断武术是不科学的。二是，下乘国术需要摒弃，上乘国术需要科学化。传统国术由于要保守秘密，往往好的失传不少，不好的反倒遗留了下来。国术中如模仿猴、虎的姿势等纯粹是为了吸引人，实际没有任何价值，属于国术中的下乘，需要不断矫正。还有一些“柔软拳术”虽属上乘，但需要进一步科学化处理，引入力学、心理学等现代科学知识，讲究生理卫生，突出规律与方法，才能将国术发扬光大。三是，国术不系统、无统一规律，不合于体育目标，不能使全国民众集体化、标准化练习，强身健体，不便于普及^[14]。

2.2 两次国家化的武术身体改造

基于西方科学的标准判断，武术必须进行“有组织、有系统、有学理方法”的改造。首先是祛除虚假的部分，然后改良对身体有益的部分。霍元甲于1909年创办“精武体操会”（1916年改称“精武体育会”），率先打破门户畛域推广武术。马良1911年创编《中华新武术》，将武术分为率角科、拳脚科、棍术科、剑术科，并于1917年成为全国学界的正式体操，新武术“比较适宜团体教学与操练，因此为它进入学校提供了一种较为可行的形式，并为传统武术的现代化转型做了有益的尝试。”^[15]1928年中央国术馆正式成立，规范了武术比赛，创办了学术刊物《国术旬刊》，出版了《查拳图说》《青萍剑图说》《少林武当考》等多种武术著作。这标志着武术已经按照西方科学的方法有组织地形成了自己的体系，形成了教学、竞赛、科研雏形，邱丕相^[16]认为这是现代武术学科的萌芽。

第二次对武术的国家化改造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其出发点围绕的依然是大众的身体。1949年朱德同志提出“要广泛地采用民间原有的许多体育形式”，1952年毛泽东同志提出“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号召人民参加包括“打太极拳”在内的各种体育运动。同年，武术被列为全国推广项目，根据“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开展武术等民族体育的挖掘、整理、继承和推广工作^[17]，助力国富民强。从武术本体来说，套路无疑最具西式体操特征，甚至刻意压制了与民众身体集体改造关系不大的武术“打”的内容。以查、华、炮、红为基础改编的“长拳”，其统一化、规范化地改造了武术动作名称和规格，创编“三级五类”规定套路以适应不同人群的身体改造需要，如动作名称由审美化转向大众化，接剑式取代“三环套月”，虚步下截剑取代“乌龙摆尾”，并确立了“下肢动作+上肢动作”^[18]新的命名方式，“规定套路”和“规定动作”消弭了传统门户生产的差异性^[19]。在训练体系上，建立了举国体制下的三级体工队专业武术组织。

从民国开始的武术再造过程到21世纪初达到巅峰。无论是面向大众的新编初级长拳、刀术、剑术，还是应对奥运模式运动精英的竞技套路、散打，都反映出国家和社会精英对民众身体的存在和表现作出的更精准的计算、管理，这种以群体化为出发点的意识建构，一开始就与国族的复兴富强紧密关联。但同时，中国武术持续百年的西方科学化改造也引发了身份认同危机。

3 中国武术西方科学化中的问题与警示

“五四”以来，诸多知识精英开始质疑、否定中医。江绍原认为中西医之间并非中西文化之争，而是新旧之争，是“高下立判”的; 余岩甚至提议“废止旧医”。与之不同，毛泽东却认为“只有中医才是乡民真正不变的崇信对象······环境、气候、习惯、气质的差异造就了中医的不同门派和各家学说，有很强的乡土适应性。”^[20]面对西医的巨大冲击，中医以本土的“科学”精神加以抵抗，保留住了基本的生存空间。再看中国武术，其处境更加堪忧。只有客观、理性地审视武术的发展困境，才能深入探究其自身的科学性，进而有针对性地探索出路。

3.1 西方科学数字化造成武术传统的疏离与特点消失

近百年来，中国武术的西方科学化改造痕迹日益明显，渐失其朴素的自然人文生态之美。竞技武术的诞生与崛起，一改传统武术内敛含蓄的美学传统和训练思想，以长拳、太极拳、南拳为主要内容的竞技武术套路张扬其高、难、美、新的西方竞技体育美学想象，彻底改变了中国武术关于美的观念，加之武侠影视的虚假美化，武术的文化生产发生了转向^[21]。有学者激烈地表示竞技武术套路、散打疏离于传统武术，如邱丕相作出了散打已经与传统武术关系不大的论断^[22]。

经过西方科学化的改造，武术数字化为弹跳、力量、速度等生物指标，后果是“广泛存在的数学化符号使我们与生活世界产生严重的疏离”，武术的相关研究“只见生物不见人”甚至很多人认为“武术没有竞技就无法发展”。另一方面，部分传统武术的忠实拥趸，用另一组“西方科学”数据自证传统武术的高明，却陷入现代性的逻辑陷阱。如搏击节目“武林大会”想用现代格斗的方式证明传统武术技击的强大，但结果是“能够在选拔赛中走的更远的几乎无一例外的全是娴熟现代散打技术并积极进行临场运用的选手。”^[23]

现代科学数字化的另一个后果就是抹平了世界上的诸多差异。从生物学角度看，人体所有器官都由细胞组成，它们没有本质上的差异。质的差异性的消失意味着世界意义的消失。现代武术将所有动作置于数字监控之下，使之细胞化、动作机械化，将若干动作简化组合，使之高效便捷有力，其结果是现代武术“作者”的消逝。一些极具中华文化色彩的意象武术面临严峻的生存挑战，在这种文化工业的机械复制下^[24]，“当代武术无法生产出类似螳螂拳、太极拳、蛇拳等极具象征意义的门户武术文化作品。”^[21]

3.2 西方科学的“求力”逻辑强化了武术的格斗认知

不同于古希腊的“求真科学”对自然的认知、追随和模仿，以实验为基本准则的现代科学是一种“求力科学”，其目的在于改造和创造自然，即培根疾呼的“让人类恢复其统治自然的权力。”这是现代性人类中心和征服自然的基本原则，用近现代西方科学改造的中国武术不可避免地陷入“力学”逻辑。

西方科学的“力学”逻辑推动人们将武术当成“打”的技术，并以擂台的输赢当作先进与落后、科学与不科学的标准。在很大程度上，“徐晓东的武术打假”就是现代性下的产物，约架双方都想证明自我的机械力量，其本质是一切格斗最终都是生物力学的机械类比。从笛卡尔机械论到牛顿的力学论，其潜台词是:“如果一切事物本质上都是机器，那么采纳力学的方法对它们进行研究就是必然的要求。”^[3]机械论、力学论的基本要点是外在化和还原论。外在化强调人与自然世界的分割，伽利略、笛卡尔、牛顿都认为自然世界是独立于主体之外的客观对象，人的主观情绪不能介入其中，除了碰撞产生的力学现象，它们之间没有任何联系。在这一意义上，现代世界图景都是力学化的。客观言之，力学化的世界图景在提高人类生活质量和组织理性化方面有决定性作用，但是，力学化的世界孵化出无生命和无生机的意识，力学世界图景是静止的、片面的和单一的，这样的思维模式决定人们不再有感情地对待身边的一切。所以，徐晓东打假双方是将中国传统武术置身于西方格斗术的场域中，将其机械化、力学化、生物化，天人感应、天人合一、与自然的和谐顺从的中国传统武术价值逐渐消隐。

总之，基于近现代西方科学的“求力”和“数字”的逻辑，中国武术产生了符号下的自我演绎、自我进化的特定文化现象，它彻底摒弃了武术的传统文化思维，“这是现代性的无能，是人类中心主义狂妄的另一个侧面。”^[3]在这一背景下，武术沦落为西方竞技体育的中国“分支”。

3.3 武术的科学化要摒弃“包罗万象”的虚妄思想

不少国人心中一直存在中国武术天下无敌和无所不能的潜意识，其实中国武术虽然博大精深但并非包罗万象。阴阳五行学说是古人对自然规律的抽象总结，古人朴素地相信世间万物皆符合此规律。很多人认为以阴阳五行为理论基础的中国武术因符合自然规律，注定是无所不包的。但这恰恰忽略了“中国武术拳种偏于一隅”^[25]的技术特征，从拳种来看，它们服务于“一时一地”的创造者和应用者的理想，具有鲜明的乡土适应性。也因此，南拳北腿、东枪西棍的流派特点既是优点也是缺点。

4 当前武术打假中对西方科学标准的指认与启示

近年来，对民间武术约架的“传统武术大师”的批判，本质仍是对西方近现代数理实验科学标准的指认。当然，中国传统武术的确真伪并存需要打假^[26]。其一，“伪大师”古今中外皆然，不独我国武术社会中有之，对其批判不应将之当作中国武术独有之怪象而贴上标签。其二，武术“打假”并非完全是坏事，徐晓东至少让传统武术拥护者明白，现代擂台格斗绝非中国武术的强项。其三，现代格斗和中国武术所提倡的技击并非一回事。讨论现今中国武术的格斗或者技击问题，无法绕过西方竞技体育文化的概念。尽管部分学者提出传统武术的中国文化属性并非以格斗为第一要义，而且技击并非格斗。但是基于武术的技击必要属性，人们习惯地将传统武术的格斗能力与西方搏击术进行类比，并产生不切实际的敌不如我的幻象。其四，中国武术仍然要追求自己的技击理想。近年流行的太极拳推手、中国跤、短兵、长兵活动是部分武术人的文化自觉行为。戴国斌将武术称作“乌托邦”，因为武术展示的完全是一个“关于技击的理想世界”^[27]。阮纪正指出“武术本来不是竞技”^[28]，王岗、侯胜川等学者也有类似的阐释，但在西方现代格斗拥护者眼中却成为“你和他谈格斗，他跟你讲哲学、文化”的无意义辩解^[29-30]。其五，必须了解现代西方科学的本源，才能明了西方科学之于中国武术的改造弊端和两者可能的“通家之好”。20世纪以来，单纯作为手段和工具进入中国的西方科学如外来物种般野蛮生长，造成严重的生态环境危机，而国人对现代西方科学缺乏深刻的反思，反射般以西方科学有什么，而中国没有什么一一对应，而不是反问中国有什么，西方科学没有什么。

5 中国武术的本土科学范式探析

法国生物学家居维叶认为:“观察者倾听自然，实验者审问自然。”对待自然的两种态度分化成两种科学范式，后者的强大并不能掩盖前者，对前者的重新审视必须避免后者的逻辑陷阱，所以，楼宇烈认为中国文化要想“走出去”，先要“走回来”，他认为中国人的文化主体意识现在仍未摆脱“失魂落魄”的状态，中国文化恢复自信依然任重而道远^[31]。龚茂富对美国康奈尔大学的调查发现，当地人对改造后的现代武术套路并不欣赏，倒是太极拳和八卦掌、咏春拳、气功、道教文化在当地得到高度认可，通过这些传统武术，“中国人的儒释道传统哲学、文学、神话、宗教、思维逻辑、不同时代的社会历史背景与特征等内容被传递给学生。”^[32]所以，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回归传统探明中国武术的本土科学范式非常重要。

5.1 武术的当代问题需要强化本土科学阐释

民俗学先驱江绍原指出，部分迷信活动仅凭人们的常识就知“其为迷信”，但是真要明确指出“它的虚妄”，则需具备各种专业知识，需要求助于“物质科学、生物科学、人文科学工作者”^[13]。20世纪八九十年代，武术神功绝技风头一时无二，各类传统武术“大师”的虚妄表演频频出现，相当一部分人迷信武术中的“虚妄”。如果将对武术的迷信当做是前科学时代的产物，那么在科学昌明的今天，我们对于武术的迷信现象则难以解释。沟口雄三指出要理解中国，必须按照中国自身的逻辑去理解，要理解中国武术，同样要从中国的文化出发，现在的问题恰好相反，往往将现代化等同于西化，用西方近现代科学标准评判中国武术。如果西方科学被视为“世界”和“标准”，那么中国武术只能被分解后再重新组装。做研究要追根溯源，后人的任何洞见不可避免的带有后见之明。对中国武术问题的任何阐释，也要从武术基本理论入手，即基于武术的本土科学范式。

5.2 中国武术必须以“科学”格义

对中国武术的本土化阐释要冠以“科学”之名。第一，要承认中国武术是对等于西方科学的东方科学。尽管有学者认为中国学术未必要争科学之名，可自称为“道学”甚至流行的“国学”。但是，分类命名的权力决定了社会群体的地位，即福柯指出的“话语即权力”。张祥龙指出，如果说中医或者武术不是科学，“不管再怎么强调它也是知识也是对的也曾经发挥过历史作用，它在今天都势必要被边缘化，甚至灭亡。”^[33]这一意义上，不使用“科学”之名无疑是不明智的。第二，武术既要得“科学”之名更要别其范式。历史上的佛教和基督教进入我国，就采取了格义或者依托中国学术的方式徐徐进之，二者都获得了自己独立于中国学术又融于中国的地位。所以，武术和中医一样是科学，是独立于西方科学之外的东方范式。

5.3 中国武术科学体系需要明确自己的内容

以现代武术为代表的竞赛训练统治了武术的学科建设体系，中国武术的科学化“走回来”需要重新审视武术发生的内生理论和内在运行逻辑，在郑杭生“避免在西方理论框架的笼中跳舞”的警示下，发掘和运用中国武术的话语系统^[34]是中华武术学科建设的题中之义。

其一，阴阳、五行、经络学说。中医明确将阴阳五行作为自己的主要理论支撑，并认为世间万物都符合这样的规律，其逻辑方式是类比而非演绎、归纳、推理，可以类推到“人的身体，类推到风水”，“其中最核心的思想就是自认为的‘注定如此’，而不是经过严密论证的‘必然如此’。”^[35]“拳起于《易》，理成于医”。中国武术几乎所有的拳种都在强调阴阳转换、五行生克、气血运行以及内外合一等思想。这些理论“使人们对自然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过去的神学和巫术，而是用‘自然主义’的概念来认识自然世界。”^[36]阴阳五行是先人认识世界所发明的概念和理论。经络是经脉和络脉的总称，是运行全身气血、联络脏腑形体官窍、沟通上下内外、感应传导信息的同路系统，是人体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西医的对象化研究无法捕捉到经络、穴位，但不代表不存在，也正因为此，作为东方的科学系统，中国武术必须系统地阐明这些指导武术发生并运行至今的理论基础。

其二，武术生理学、解剖学的建构。以阴阳五行经络为基础建构武术科学范式的生理学和解剖学。生理学应包括以武术修炼中的先天、后天说而划分的内力和外力，以及由此形成的关于武术中“劲”“气”的概念，进而透视中国武术发劲中的螺旋、圆等理论; 解剖学应包括身体的三节四梢、八刚十二柔、五行八法、经络穴位、正反架、桩等武术解剖原理和技击发力方式，在武术生理学和解剖学的基础上形成独有的武术伤科、保健、推拿、整复。早在1990年，程大力^[37]就指出伤科治疗手法中有“明显的武功痕迹”，表明武术与伤科之间的紧密联系。

其三，中华武术学科的建构。中国武术需要建构独立的学科体系，可命名为“中华武术学”，形成对武术技击、养生、休闲、训练的研究和人才培养体系，要具有国际视野，但也不应盲目与国际接轨，着重探究中国武术在当代社会中的价值以及对人类的贡献，如邱丕相^[38]所指出的以养生休闲为主的“自然的武术”，以武术技击为无限追求的“智慧的武术”，以身体变化演绎出的“艺术的武术”。以中医理论为基础的中华武术学科体系在人才培养上定然会区别于以西医解剖生理为基础的人才培养体系，这样“将来武术专业的毕业生就应该能文、能武、能打、能练、能医。”^[22]

6 结语

在很多学者看来，科学是与历史和文化割裂的，即便有关系也是历史和文化“阻碍”科学的发展。对此，孙小淳指出“学到了一些西方科学的概念公式，就以为掌握了最先进的科学，是非常肤浅的认识。”^[36]中国武术必然先要“走回来”，以文化自觉和自信创建属于中国武术的科学范式，为构建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添砖加瓦。但是，对中国武术科学范式的重建并非否定西方科学在武术发展中的作用，更不是以“东风压倒西风”的思路统率武术学科的建设，而是考察二者之间可能的“通家之好”，做到“中华文化，世界共享”!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