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衡量，人类称得上是目前世界上进化得最为强大的猎食类物种。人类进化的动因来自其复合式生活方式，其中有自然环境的促动因素，亦有人与其他生物以及人类之间的竞争元素。人类的进化主要为大脑的进化，当然也包括肢体行为的体系性进化。进入直立行走阶段以后，人类维持住了跑、跳、走、攀援、抓握之类的常规动作体系，也衍生出击打、撞击、撕扯、摔打之类的攻击性动作体系。从生物行为学的角度看，人类典型的竞争性动作符号一直体现在其远古狩猎行为以及现今流行的球类运动项目中。无可否认，人类狩猎文化的内涵极为丰富，现代人可以轻易地从足球赛事中感受到早期人类狩猎的情境，亦可在狩猎行为中找到足球的生发机理，其中最令人难以释怀的便是人性中合理的行为攻击问题。足球的仿猎机制十分明确，这便催生出一种关于足球本体的全新的思考路径。正因如此，探究竞技体育本质的学者一直未曾放弃研究足球的延伸性价值。

1 足球的攻击性源于对远古狩猎的戏仿

20世纪50年代以来，体育学的跨文化现象已成为其衍生与发展的显性指标。体育人类学、体育文化学、体育地理学等新生学科的崛起说明了很多问题。其实，体育本身就带有跨文化的特质。阿伦·古特曼将现代体育的本质概括为一种从仪式到记录的演进史，充分说明了体育自身的混成性特质。从自然本位的立场上说，足球运动足以揭示出人和万物本体性联系的多维面向。人类仍旧为猎食类物种，这也意味着人类仍然会利用各种方式进行猎食活动，内容丰富的球类项目也一直在演示这种猎食程序，其中不乏花样繁多的细节呈现。

整体来说，球类运动还有继续扩张的态势。切特温德在 《球类的秘史:我们深爱的球类运动背后的故事》一书中曾描述了足球对球体的物质依赖: “我们所讨论的球无论是圆形的、椭圆形的，还是橄榄形的; 也无论是实心的还是空心的; 无论里面是气体、液体，还是细绳; 无论是皮质的、金属的、橡胶的、塑料的，还是聚氨酯材料的都可以。我甚至把魔术8球纳入本书之中，因为说实话，这种球实在太好玩了，真不应该忽略。”^[1] 由此可知，球类运动不仅体系完备，运行有序，且有很强的娱乐性。日趋多样化的球类项目不仅让人类反观自身的猎食机能，还可以在此基础上重新诠释猎食行为的现代意义，进而促进猎食符码的更新换代，缔造出一种带有活体博物馆意义的生命展示形态。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开战前夕，《南方人物周刊》采访了德斯蒙德·莫里斯这位高度关注人的动物性的人类学家，莫里斯也再度阐释了足球源于狩猎的观点。 “足球源自于我们体内古老的猎人之魂，每个足球俱乐部都像一个原始部落。一百万年来，我们的祖先居住在小规模的部落中。其中男性担负着捕猎者的角色，他们踏出家门去厮杀，好为部落提供日常的食物以及节日盛宴。你看现在，我们居住在大城市里，我们再也用不着打猎了。我们捕猎的欲望被压抑了，所以必须得找些替代品。我们不再用长矛刺穿动物的躯体，而是求诸足球。将球射入球网成了我们新的目标。进球之所以那么激动人心，就是因为它相当于抓到猎物的胜利，同时也意味着整个部落有大餐可以享用了。只不过在今天，这 ‘大餐’不再是肉食，而是精神上的愉悦。”^[2] 莫里斯将足球描述为一种对人类远古围猎行为的替代性表演，其实，这里仅仅反映的是一种人本位的理念，折射的是一种有关人类早期行为的怀旧主题，同时也揭示出足球具有一种对来自远古社会的攻击性文化的传承、改良乃至升华功能。莫里斯并非专门研究足球的学者，他也未曾刻意将足球中的技战术含义与人类早期狩猎情况作精细化比照。这或许是一种遗憾。但是，莫里斯的观点还是给足球研究者带来了别样的启迪。莫里斯几乎是意外地解读了足球攻击的合理性，并将这种合理性溶解在远古的日常狩猎行为中，借以抽绎为一种审美元素，展示出足球的美学原理。足球便是如此，在仿猎的自然机理上演化出一种为人类所共同认可的演进旨趣。

受人类猎食习性的影响，人类社会中的球类游戏都带有不同程度的攻击性内涵，这也成为当今体育学、教育学、文化学的关注对象。狩猎有其极为古老而原始的行为动机作基础。攻击性是很多生物的本能，虽然，人类还有一种超越本能的特殊机制，其以强大的思维功能为后盾，但人类毕竟还未完全摆脱由本能意志支配的生理与心理动能。因此，人类的狩猎文化中也从来不乏攻击性元素。

人人皆知狩猎有获取食物的原始目的，原始狩猎业因此具有史前职业的象征意义。然而，身处现代社会中的人不可能继续维持远古狩猎时代的固有理念，问题随即出现，狩猎的攻击性是否具有天然的正义性? 狩猎既然可以成为一种文化纪念形态，它是否具有超越攻击性行为的精神能量? 狩猎延续了人性的自然性，但狩猎及其在现时代的文化附属品类是否仍有存续价值? 回应这样的问题必然涉及多个学科，且带有一定的学理挑战性。

无以否认，现代足球是一种极具影响力的竞技游戏，它涉及诸多动物行为学的元素，其中最主要的便是多元化的攻击性元素。这里有必要对攻击性作出一种合乎学理的概念界定。 J.P. Maxwell解读了体育运动中的攻击性行为的边界:“Baron和 Richardson于1994年将攻击行为定义为 ‘任何形式的旨在损害或伤及另一个活着的人的行为’。就这个定义而言，行为可以是言语上的，也可以是身体上的，它必须是针对另一个人的而非一个无生命的物体。”^[3]Amanda J. Visek引述过Silva的观点，“攻击被定义为一种非意外的公开的语言或身体行为，意图在心理或身体上伤害他人或自己。”^[4]Amanda J.Visek 不仅高度强调了攻击的故意性，还特意指出攻击自己的自虐也属于攻击性行为，而这经常被人忽略。

托尼·奥尔曼解读过群居类动物的社会生活状态:“社会联系也是陆地食肉动物的重要生产策略。科学家认为智力使社会关系成为可能。许多科学家认为，只有动物的智力发展到一定程度，这些动物才可能发展社会关系求得生存。狼群社会是人类研究较多的社会群体。像海豚群体一样，狼群证明了社会联系是如何帮助群体合作、组织和生存的。”^[5] 人类具有群居类生物的所有特质，然而，人是有思想且有自觉行为能力的高级物种，人类社会中的每个成年个体都不同程度地具备独立思考与行动的能力，即便如此，个体的人也不具备完全离群索居之能力，人类的群居性也就此成为自身的刚性化需求。有群居就会有共同利益。面对真正的利益，人们学会了妥协，这是为了更好地竞争，于是，人类的竞争往往就演绎为一种世界上最为激烈的竞争形态。这里不得不说人的攻击性行为，Orlan Moret等人阐释了人类攻击行为的合理性: “攻击性通常被认为是一个普遍的概念，因为人的身体可以产生大量攻击性行为，除了个人心理和群体功能之外，它还是 ‘由社会引起和表现出来的’。”^[6] 从文化类型学的角度看，竞技体育的生物学含量极为丰富，Orlan Moret进一步对足球运动中的攻击性概念作出梳理: “研究人员以各种方式解释了攻击性行为。Dunning于1983年发现了大量的关于攻击性行为的工具性和故意性的区别，同时还发现了其被动性和情感性差异，Dunning区分出了可容忍的非法性攻击行为。基于同样的原理，工具性与敌对性的差异也经常被用来区分那种违反规则并伤害其他球员身体或心理的行为。”^[6] 受人类进化惯性之影响，足球一直都属于攻击性元素丰沛的游戏，足球赛场上的攻击性现象不仅花样繁多，其中的高级形态还构建出一种审美元素。

整体而言，足球场域中的攻击性元素几乎是人类自然本性的全真反映。从远古时代开始，男性频繁外出狩猎和征战，在极度陌生的环境中的攻击性行为几乎为男性所垄断。莫里斯曾将足球的狩猎隐喻推衍到男子足球。 “现代足球是原始男性狩猎活动的象征，所以它天然就具有一种对男子气概的追求。”^[2] 于是，当记者问询莫里斯女子足球运动员的待遇何以远低于男子球员时，莫里斯的观点显得十分无奈: “事实上，足球世界的性别歧视现象极为严重，而且整个足球界一直把这视作理所当然的事情，一点也不感到歉疚。我曾建议过我们的足球俱乐部（牛津联队）考虑聘请一些优秀的女子足球运动员，然后他们对我说，这不可能，这是被严格禁止的。这就是现实。”^[2] 莫里斯的言论中没有对女子足球的丝毫偏见，恰相反，他在足球竞技的最高语境内坚守了男性世界对女性世界的身心保护功能。如果人们从维护人类攻击性的有限性层面考量，维持现有的足球格局或许更有意义。从人类进化史的角度看，人类社会中的男性是狩猎的绝对主体，因此，在狩猎学的意义上，足球的男性地位无以动摇。足球在此超越了性别歧视的古老命题，转而揭示出人类自身的性别差异的合理性。

不难看出，足球是对原始围猎现象的抽象性展示形态，其中不失其象征内蕴。仪式是竞技体育的伴生性元素，也是体育学的核心价值之所在，然而，象征性符号仅仅可以将人类以及其他猎食类生物的攻击行为作出变形处理，却无以祛除人类游戏中的攻击性要素。Tobias Schwoerer 看到了足球的象征性身体对抗的基本格局。 “有一种理论认为，体育运动特别是像足球这样的竞技团队运动，是一种仪式化的冲突，因此容易爆发真正的暴力。”^[7] 足球中的暴力审美元素即隐藏于此。

2 足球超越狩猎行为而上升为攻击性美学

不少学者看到了足球与人类社会中诸多竞争现象的相似性，足球由此与这些场域产生了另类联系。其实，足球与竞争性场域的关系的确可以通过狩猎的实体形态来连类比附，互映互证。 Tobias Schwoerer 引用进化生物学家 Michael Lombardo的观点: “体育运动本身一开始是一种培养狩猎和战争所需技能的手段，后来变成了一种男性观众用来评估其潜在盟友或对手素质的舞台。”^[7] 虽然足球适当遮蔽了其本体的攻击性，让自己呈现出优雅特质，但足球的狩猎效应一直潜藏其中。Tobias Schwoerer对此现象作出描述: “作为现代足球的前身，早年的英格兰足球经常被沾染上暴力的名声。在忏悔节当天，邻近城镇和村庄的很多人都会参与一场无阻碍的、经常是残酷的暴徒足球赛······据推测，这种比赛的幸存者之一便是 Ashbourne的皇家忏悔节足球，它高度渲染出了早先由英国内战引发的敌意。”^[7] 不难看出，足球的攻击性与生俱来且自成体系，甚至还构建出一种超越狩猎意义的新的文化范式。大而言之，足球的攻击性能量与人的攻击性本能相匹配，相关的文字材料很丰富。Joseph Lawson曾对19世纪二三十年代英国 Pudsey的街头足球做过场域描述:“下城人与上城人踢球; 他们在潮湿的天气、糟糕的道路和穿过村庄的地方玩耍; 他们经常打破别人家的窗户，撞到旁观者，将球击入房屋; 他们还有所谓的 ‘踢对方的腿’的高光时刻。当球飞出一百码远的地方时，人们经常会看到这些下城人与上城人互相踢对方的小腿。当然，许多人受了重伤。”^[8] Tony Collins也曾讲述过19世纪前期英国足球的诸多细节。 “无论其规则如何，无论在什么地方进行，民间足球都是极其暴力和无序的，即使是最具组织力的形式，也不用质疑其暴力性。打斗、流血、骨折是有关足球比赛的报道中很少缺席的词，死亡现象也经常出现。”^[8] 有鉴于此，现代足球虽然已经受到高度法制化、规则化、媒介化机构的约束、规制、监督，但在诸多级别的足球赛事中还会出现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攻击性场景，足球的自然主义以及野性主义特质在此充分体现。或许在高度文明化的语境中最强的野性气质会成为一种另类元素，但是，足球毕竟体现出了人类早期攻击性生存手段的固有仪式，在此意义上看，人类自身的攻击性无可替代。Lev Kreft曾用场域理论解读过足球的野性气质及其现代意义。 “皮埃尔·布尔迪厄发现，除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身体美学之外，还有一些代表身体美学、价值观和美德的运动，它们反感统治阶级:这就是足球、橄榄球、摔跤、拳击等等。如果你使用 Elias的语言，这些体育从业者是野蛮的，他们更加信赖力量、耐力、暴力、牺牲、顺从、服从集体纪律、崇尚高强度竞争。布尔迪厄用足球作为他的主要隐喻，这使得 ‘球场’的概念具体而容易理解。就像社会理论中对足球的许多其他处置一样，足球自然而然地成为一种社会生活的隐喻，因为它的组织遵循权力线、社会运动以及网络等。”^[9] 足球中的原始攻击性无法彻底剔除，其所葆有的恰是人类早期的狩猎攻击动能。狩猎本身也曾经是一种节日，许多民族都有自己的狩猎节。即便远离了狩猎场景，出于对生活压力的消解之需，人们也会在合适的时候赞美狩猎及其野性之美。其实，这也便是足球节日性的生发原点。足球因纪念狩猎而生，它让狩猎变成一种更为遥远的节日。换言之，足球便是一种以表演的方式保存古老职业既有价值的新型演艺职业。

狩猎的宗教仪式与足球的仪式十分相似。狩猎有其二元性，既包含了狂欢的意义，也有庄严的成分。在法国的狩猎节上，“号角齐鸣，猎手们戎装出场，穿着节日盛装的少男少女向民众分发狩猎宗教仪式餐饼，一切都具有象征意义，场面庄严隆重而热烈。然后，猎手们骑着骏马，仪仗队坐着汽车，几辆闷子卡车载着上百条猎犬迅速出发前往大森林的某个空地，在那里还要举行行猎启始仪式。”^[10] 足球戏仿的是狩猎行为，但足球本体仍旧有别于真实的狩猎。狩猎无需监控，或者说很难有足球赛事那样的全方位的场域监控保障。正因如此，现代足球一直有一种超越狩猎意义的泛攻击性倾向，关注足球运动的学者也一直未曾针对足球的攻击性行为展开多维度的阐述，这便很容易使足球进入一种从原始攻击性游戏演进为现代审美对象的宏大进程。从审美层面上说，包括足球在内的体育学更接近生物学，其所涉及的是人的自然本性及其衍生形态。其实，足球除却其自然生物学的本体品质之外，还有极为抽象的哲学人类学的探索维度。足球不仅折射的是一种人类原始行为，还将人类自身的本质属性以符号化的方式展示出来，进而创造出一种相对独立化的审美体系。

每个时代的足球都有自己的符码印记以及相对固化的品格展示方式，但足球内在的基因则未曾变易。从目前的情况看，足球仍是一种非常直观的竞争游戏。莫里斯站在宏大叙事的角度解读了足球消解一切社会性困惑的能量，然而，足球在微观世界里仍有其不为人轻易觉察的附属功能。无以否认，足球的狩猎动因并不能诠释足球审美特征的全部。莫里斯只是勾勒出了一种足球的美学倾向，并未看到其细节的延展形态。足球演进至今，已成为世界第一运动，而包括娱乐性狩猎在内的任何一种狩猎形态都未曾成为世界第一游戏品类，这样的现象蕴含有很大的解读空间。直白而言，狩猎行为以原始性见长，其以终结其他生物生命为表征而受到现代伦理秩序的强力压制。足球继承的仅是人类狩猎行为的本体遗产，并将狩猎的原始性规制悉数降解，仅保留下其抽象化的技战术符号及一些精神性事项，其中包括专注度、机警性、极限性等元素。

无以否认，任何一种狩猎形态都无以承载一种普泛的价值观，其中的道理很简单，人类除却狩猎文明之外，还有其他更多的非狩猎文明形态。其实，这里已然触及足球审美的构成问题，这也决定了足球的流行性、通俗性、大众性价值取向。足球之所以为普罗大众所广泛接受，并不仅仅因为其始终维护的是人类自身的自然特性，这种人性的自然性当然包括了人类自身的动物性，而是还有更深刻的原因，Tony Collins对此曾进行解释: “足球之所以看起来更自然，是因为这项运动现在如此流行且无处不在———熟悉一种行为并不意味着它是自然的。······此外，许多人将足球坚持用脚部踢球的做法当成是一种新奇之事或创新之举。”^[11]79 具体来说，足球的美源于一种反进化规程的奇异举措，而非完全源于如狩猎那样的普泛化的宏大叙事。Lev Kreft也持类似的观点: “对足球信徒来说，其美丽的标签无可争辩，但是足球中无可争辩的美来自何方? 足球之美很难从其定义中抽绎出来，其近属是 ‘带球的团队运动’，其具体的特征则是 ‘用脚踢球’（可以用头，特殊情况也用手），游戏的目的是 ‘进球’。”^[12] 由此可知，足球并非一种绝对化的文化类型，恰恰相反，足球充满了高度妥协的意味。微观化的足球可以进化为审美元素，而微观化的狩猎行为却无以具备这样的能量，因为狩猎行为与人类的饮食需求直接相关而无法递进到审美空间。这样的解读路径可以更为清晰地看到足球的审美维度。

足球有大量的泛人类学的意义储备，其中涉及人类的进化秩序问题。试举一例，足球场域中的进攻或防守球员禁绝用手触球，球员只能对直立行走的人类进化方向实行逆向化迈进，但是，守门员则代表了自然人的基本诉求，其依然有捍卫人的自然进化路径的自由。这便是一种有限性妥协。其实，足球在现代社会之所以有如此广泛的影响力，就因为它无以违逆所有人的意愿，人类的本然属性在足球的世界里一直得到了较为完整的保存。这又涉及足球的现代性问题。

Tony Collins看到了足球的现代性特质: “1900 年代初，当作家 Yuri Oleshare在俄罗斯向他的父亲解释足球时，他的父亲对此感到难以置信: ‘他们用脚踢球。用他们的脚吗? 这怎么可能?’事实上，足球很 ‘不自然’，而足球的现代性可能是它最具吸引力的特征。”^[11]79 简单来说，足球对每一个人的影响不尽相同。当足球的进化抵达一种无可妥协的境地之时，足球还会退缩到一种缓冲地带，人们在这里会看到其至为朴素的一面。其实，足球在更多的场域中都仅仅是一种简约化的生活符号，它天然地反对一切繁文缛节。当然，足球仍是一种高度辩证性的文化实体，它是一种简约性与繁复性的复合体。足球就是这样，在一种反常与寻常、复杂与简约、侵略性与升华性之间徘徊，最终构建出一种至为自然的人类游戏形态，足球的审美性也就此得以展现。Lev Kreft 还看到了足球独特的审美构架: “这种游戏的框架不允许缓慢的思考和长时间的分析。双方都必须迅速做出反应，就像闪电式国际象棋一样———其他任何事情都会令人尴尬，并会导致失败。”^[9] 足球是一种以感性见长的社会存在，其以高度对抗的内在动能为背景。不仅如此，其内在的极端对抗性始终构建出其审美化的源泉，足球的攻击性美学机理就此显现。

3 社会监督机制对足球攻击性的调和

足球是群体性竞技项目，依照仪式学的理念，任何一种群体行为都有仪式作为主导性元素，仪式可以消弭掉诸多无意义的个体对抗元素。从社群行为学的角度看，人类社会中的群体性仪式是一种宏大的叙事体，难以展现对抗性细节，正因如此，较诸极限性的竞争行为来说，包括足球在内的竞技体育项目获得了更大的生存空间。简单来说，足球竞技中的可感性元素更为丰富，同时也与其特定的原始竞斗元素有关。David M. Pritchard同样引述了 Orwell的足球观，进一步解读了体育的超法度内涵: “Orwell认为，一支运动队及其表现与 ‘一些更大的单位’ 之间的联系，不可避免地会唤起 ‘最好斗的本能’。在国际层面上，这鼓励了观众———以及整个国家———相信 ‘跑步、跳跃和踢球是对国家美德的考验’，并不惜任何代价支持胜利。因此，Orwell总结道:‘严肃的体育运动与公平竞争无关，它与仇恨、嫉妒、自夸、无视一切规则和目睹暴力的虐待式快乐有关:换句话说，足球等同于去掉枪击的战争。’”^[13] 这里已然触及媒介与体育的主体关系。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媒介工业凭借其技术的进步对体育产生出巨大影响力。Tony Collins 解读了当时媒介进步导致体育形态变化的情况。 “20世纪最初的十年，远程摄影的发展使通过电报线路传输照片成为可能，这使得日报几乎可以立即发布体育赛事的照片。20世纪20年代下半叶，商用35毫米照相机和闪光灯的发展也大大提高了拍摄动作照片的能力。如果说政治权力来自于枪管，那么名人就来自于一千台徕卡相机的镜头。如果没有所谓的摄影新闻，Babe Ruth、 Jack Dempsey、Suzanne Lenglen和其他现代最早的体育超级明星几乎不会名扬天下。”^[11]86 媒介工具演进至今，任何一个观众都可以方便地看到自己想看的竞赛场面，也正是现代媒介强大的辐射作用，使其具备了一定且持续扩大的监督功能，而在这一条件下，现代战争和现代体育的仪式感才有可能复活，并在适当的场域中呈现出一种只有古典时期才具备的状态。于是，人们看到了足球竞赛中高度人性化的演示场景，其中不乏常规性细节与宏观性审美的双重性元素。莫里斯很通俗地解读过足球场域中的肢体语言及其蕴含的定向性意义: “我曾经研究过动物身体语言的模式，在足球场上相似的模式也会出现。比如球员进球后会高举起双臂，这个庆祝动作会让得分的球员显得更高大。用动物术语来说的话，进球后，他立即感觉自己在团队中的地位提升了。而当终场哨响起，失败的球员会躺倒在地上，用手盖住脸，这是一种减少视觉输入的自我隔离。在动物世界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动物会想办法让他们自己看起来更庞大，而弱势的动物则会掩藏自己的身躯，让自己看起来更小。从这个层面来看，面对胜利和失败时，球员们在展示非常基本的动物行为。”^[2] 足球首先是一种展示整体细节的生命竞技形态，莫里斯显然看到了足球中的仪式性肢体语言的固定含义，揭示出足球中身体语汇的同一性价值。然而，足球是群体运动，其中充满了行为、动机、意念的不可知性。换句话说，足球场域中存在着诸多意外情况。足球赛场上每当对方球员受伤倒地时，己方球员往往选择主动将球踢出界外，而开球后对方球员也会将球主动踢还己方，这里展示的是一种礼仪的力量，而对方球员不将球踢还己方的情况便极易引起争议。类似的情况在自然人类社会中的极限竞争行为中一度广泛存在，但在包括现代战争在内的极限竞争行为中已难以见到。由此可知，非符号化的冲突行为仅仅是一种人类极端竞争的实操形态。

对任何一个族群来说，身体冲突行为的最高境界就是获胜，人类一直试图以盟约化的方式将每一场具体的胜利固化为永恒的胜利象征，类似的现象在弱势一方更为普遍。换句话说，弱方更希望仪式性胜利，而强者更希望出现一次又一次的现场性胜利。足球带有很强的基因特性，且一直是人类社会中基本行为的折射，换句话说，足球仅吸纳了人类社会中最基本的行为原则，并一直试图以高度抽象的方式再现之，人所共知的世界杯、欧洲杯、美洲杯之类的大型赛事皆如此。

任何一个社会都充满了流动性、互动感与交际程序，这也是自主性一词更像一种由来已久的普适性概念而非近现代概念的缘由。在现代媒介世界里，足球的攻击性保持了与现代性的高度统一，同时也充满了与之对抗的违和感，然而，足球最终实现了与人性自身的野蛮性、暴力性、野性主义的妥协，足球的攻击性最终发展为一种攻击性文化复合体。任何一种审美范式都有极度遏制非善性因素的强大动能，正因如此，现代足球所传递出来的那种野性主义更接近一种审美理想，而非演示性实体，这也使得足球轻易地与其他攻击性文化类型区分开来。其实，足球的攻击性文化维度十分复杂，其在古典社会和现代社会中的功能不尽相同。其相通性也在游戏化的语境中得以过滤。于是，在很多时候，足球会变成一种化解纷争的强力符码，而不再是一种野性的存在。高度组织化的足球也因此被现代人看好，并被媒介当成一种充溢着和平元素的文化符码。足球最终完成了由原始之恶向现代之善的转型。

高规格的暴力竞争或其他低强度竞争类仪式是人类获得安全感的保障。从本质上说，人类是一种失去了安全感的物种，人类生来没有盔甲、毛发稀少，直立行走以后，人类最为柔软的腹部便暴露在对手的面前，每一个人类个体都极易受到致命性攻击。对此，人类在很长一段时间既无奈又焦虑，生理的恐惧还会衍生出一种文化恐惧，而矫枉过正的人会反复主动攻击，且由此形成人类自身的行为惯性。但过多的防卫过当给人类世界带来更大的不安全感，人类为此忧心忡忡，并一直试图构建一种机制以消弭由于过度防卫而滋生的纷争。此时，竞技体育出现了。坦率而言，竞技体育原本就是人类过度纷争的产物，或者说是人世间的一种基本纷争形态的超级符码，它反复展示出人类好战不息的本性，同时也反复宣示出人类内心世界的脆弱，还在公开化的平台遮蔽掉了大量的实体性攻击行为的罪恶感。为了挽救人类的尊严，竞技体育直接跃进一种新型的靶标式符号，在与其他竞技体育类别的竞争中，足球逐渐胜出，成为竞技体育中的佼佼者。不得不说，足球超大型化发展态势已然说明了一切问题，这同时也是足球的缘起、传播与流行于世的深层次动因。可以看出，人类在失去了安全感的情况下更容易滋生危机意识，亦更易于爆发攻击性行为，且便有可能会将足球之类的强竞技形态喻作终极性的抗争行为。极限竞争在这里只是隐喻而非实体。大而言之，足球并非一定要表演出一种争王争霸的真实气象，它仅仅是游戏，而其喻体则是大自然本身。自然的强大感毋庸赘述，但自然的本质是妥协，而非极限毁灭，正因如此，足球完全属于一种挽救性力量。面对自然界的万千气象，足球只能算是一种平淡无奇的模拟品。

不妨回归到人本位的立场。在人类社会的自然语境中，足球的真正主导者是球迷群体。球迷的需求决定了足球的演进路径，而足球自身的攻击性寓意亦蕴含于此。Saeed Kabiri等人曾讲述过球迷的攻击性行为: “球迷的攻击性（失范主义）是一种全球现象。这一社会问题会产生负面后果，如财产损失、国家安全成本提高、社会秩序毁坏以及观众的死亡。”^[14] 然而，足球最终抑制了无限性的攻击性行为。现代足球已经进化到一种高度的和平主义的路径中。由此可知，足球拥有一种动态筛选机制，旨在筛出一种可以为大众接受的强者。但足球还是抗争的产物，其抗争导致人们无法完全接受足球自身筛选原则所产生的误差，于是便出现了大量观众不接受失败者失败的情况。这也再现了人类生活本身的结构序列。

4 结语

较诸职业拳击、职业摔跤之类的身体直接对抗项目，足球的象征性元素更为丰富。足球之所以成为世界第一运动，原因复杂，而其保留下来的艺术化、符码化、象征化的攻击性元素或许是根本动因。如足球这样的强竞技项目几乎涵盖了人类社会中所有的极端性元素，其中不乏屠戮之类的概念。然而，足球超越了所有这些概念及其延伸性的意义体系，并没有虚假地升华为一种至高无上的抽象符号，而是演进为一种优雅的极限性行为。或许足球是一种最需要预知结果的竞技项目，但是人们最终发现，越是重大的赛事越容易产生事与愿违的赛果。足球是自然生活的反映，更是大自然自身性格的全息显现，它只会按照自然本体的规律演进，而无法满足所有人的愿望。毋庸置疑，即便现代法规也无法完全杜绝足球的攻击性行为，足球仅仅改变了人类攻击行为的预制点，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出一种与人性本然性吻合的妥协机制。足球就此背离了野蛮时代的价值序列，而成为一种审美方式。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