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 年，鸦片战争打开了清帝国的大门，伴随西方帝国主义入侵，西方的体育运动也传入中国。近代足球作为 “舶来品”，在本土化的发展过程中，充斥着民族反抗与斗争，足球的发展与传播路径并行于中华民族的复兴与崛起，足球文化与民族精神之间也展现出一定的双向互动作用^[1]。鼓浪屿有着悠久的足球文化历史，是国内最早传入足球运动的地方之一，通过研究其特殊的发展与传播历程，分析西方体育文化与中华民族精神的融合，以小窥大，探究西方体育本土化的演进规律。

1 传入:鼓浪屿足球的 “诞生”

鸦片战争后，大批英国军队及传教士涌入厦门鼓浪屿，其在带来西洋文化及殖民思想的同时，也将足球运动带入中国，用来缓和中西文化冲突^[2]。足球运动最早流行于西方军队和贵族群体^[3]，最初颇为当地居民所排斥。1898年2月，传教士山雅各创办英华书院（又称 “中西学堂”），借助教会传播西方文化，开展体育活动^[3]。山雅各组织英华校队与岛上外国人及英国舰队（“H22”和 “H64”号驱逐舰）官兵开展足球交流活动，还经常组织各类校内足球比赛，逐渐形成了岛上颇具本土特色的 “脚球”。英华书院的学生在比赛中不断成长，学习到盯人、控球、头球突击、盘球劲射、长抽短拐及攻守战略、整体配合等技战术。美国学者杰拉德·F· 德庸（Jerald F DeJong）^[4] 与约翰 · 麦嘉湖（Jhon Macgowan）^[5]的著作中均记载了鼓浪屿学校和社区的足球开展情况，当时足球运动逐渐融入鼓浪屿当地居民的生活和学习中，这成为鼓浪屿足球运动诞生的标志，对中国民众的西方体育思想启蒙和现代社会理念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2 新中国成立前鼓浪屿足球文化的历史功能

2.1 反抗:鼓浪屿足球是争取平等的特殊平台

1840年，英国侵略者占据鼓浪屿，成立 “鼓浪屿工部局”，订立 《鼓浪屿公共地界章程》，建立阶级等级制度。在阶级统治和等级制度森严的殖民统治时期，英华足球队却可与帝国主义统治阶层的足球队同场竞技。此时的足球比赛，与其说是交流，更像是一场站在足球场上平等对抗的战争。其平等体现在多方面，一是法律（足球裁判规则法）平等，《剑桥规则》将参加比赛的双方队员框定在平等的规则内，足球比赛以场内规则为准绳，服从球证判罚; 二是地位平等，足球比赛成为鼓浪屿人民反抗殖民统治，与帝国主义叫板、对垒的 “阵地”，实现了地位上的短暂平等; 三是权利平等，鼓浪屿居民享有球迷观众的基本权利，可以为自己支持的球队加油。虽然英华书院足球队与洋人的比赛输多赢少，然而特定时期、特定形势下的胜利，却激发着中华民族的团结与反抗精神，提升了民族的凝聚力。

2.2 碰撞:鼓浪屿足球是政治外交的促成手段

1908 年清政府邀请美国 “大白舰队 ”（Great White Fleet）^[6] 访华，并围绕美国的访问，制订了一系列的活动方案。首先，构建上层交流平台。清政府组成了以贝勒毓朗为团长，外务部右侍郎梁敦彦、闽浙总督松寿、海军提督萨镇冰等为代表的迎接团，并派出清政府的舰队，以达成与美国平等对话，争取地位上的平等自立^[6-7]。其次，组织高规格足球比赛。清政府派出由部分英华书院校足球队队员及当地优秀足球爱好者组成的代表队参赛，并设立纯金打造的奖杯。清政府代表队与美国弗吉尼亚号战列舰的水兵球队，在鼓浪屿的 “洋人球埔”举行比赛^[8]。美国的第一舰队第二中队领队监督埃默里海军少将（William H. Emory）、施罗德少将（Seaton Schroeder）观看了此次比赛^[9]。这是现代足球运动传入中国以来，清政府首次组织参加的国际性交流活动，也是中国体育史上第一场 “政治足球”比赛，也间接促成了1910年的美国军队第二次访华和美国商会代表团的第一次访华，获得了美国的一些支持。

2.3 转化:鼓浪屿足球是民族英雄的精神引领

五四运动是中国从旧民主主义革命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追求民族强大和体育平等，推动体育强国强民意识，是新民主主义时期鼓浪屿体育思想的重要表现形式^[10]。抗日名将陈镇和是这一时期将鼓浪屿足球的体育意志转化为民族斗志、崇尚体育强国的杰出代表之一。自 1915年新文化运动开始之后的10年间，我国足球事业发展迅速，在远东运动会足球比赛中6次夺得冠军，极大激发了陈镇和的足球热情，因其能抢善战、敢于拼搏、作风顽强，被人称为足球场上的 “猛张飞”^[11]。1930 年陈镇和进入国家队，与亚洲球王李惠堂成为队友，代表中国参加第九届、第十届远东运动会获得冠军，并参加了在柏林举办的第十一届奥运会（中国足球队首次参加奥运会），被称为中国的 “东方球王”。

足球意志是民族自强精神的催化剂。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军事体育化”和 “全民体育化”的 “民族体育观”盛行^[12]。1932年，陈镇和弃 “球”从戎，但是却将足球训练中刻苦钻研、勤奋好学的作风带到了军队，并极力宣传 “落后就要挨打，御侮必先自强”的思想。1941年陈镇和牺牲，国内各大报纸报道其英雄事迹，厦门体育及各界人士，在英华中学（原英华书院）举行追悼会，悼念抗日英雄，激励后辈牢记国耻，为民族自强继续奋斗。在此后的抗战中，鼓浪屿涌现出林谋盛、林蕴山、苏元川等众多抗日名将，他们都曾是足球人，他们继承球王意志，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奉献出青春和生命。

3 新中国鼓浪屿足球文化的赓续与转型

3.1 转型:鼓浪屿足球是中国校园足球的先行者

新中国成立后，在毛泽东同志 “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号召下，鼓浪屿依托足球运动基础掀起了体育发展的高潮，英华中学、怀仁中学、厦大校友中学等学校纷纷组建学校足球队，开设足球课程。英华中学足球队经历半个世纪的发展，已成为华南足球的一面旗帜，在全国以及东南亚地区都取得了骄人成绩。

1952年后，英华中学与毓德女子中学、怀仁女子中学、鼓浪屿侨办中学相继合并成为厦门市第二中学（下文简称厦门二中，2008年搬迁至厦门五缘湾学村），其传承鼓浪屿足球文化、英华精神，设立班级队、年段队，分层分级组织比赛，将足球发展成为鼓浪屿学生最主要的体育运动项目。为激励和推动校园足球继续深入发展，厦门二中先后实施了多项举措。一是成立专门的组织机构。1955年成立足球教研组，并由副校长牵头成立学校足球工作组。 2009年厦门二中足球运动体教结合科研实践基地与厦门大学和厦门市竞技体育管理中心共同签署合作协议，探索体教融合办学新模式^[13]。二是合理建设校队梯队。建立完善的初、高级中学梯队，每个级别分设一队、二队，参加全省、全国不同级别赛事。三是打造课程和训练体系。教练团队针对不同层次的校队制定相应的训练体系，实施科学训练，切实提升球队水平。四是建立健全专项规章制度。根据学校足球发展需要，制定了初、高中的 《足球班办学方案》 《足球班毕业生保送本校普高选拔考核办法》《足球教练员管理办法》 《足球班足球专业能力发展跟踪评价方案》 等一系列管理制度^[13]。自1952年以来，厦门二中先后33次获得厦门市足球赛冠军，3次夺得全国中学生足球锦标赛冠军^[13]，1次获得高中男子甲组比赛亚军，被誉为我国 “东南沿海的足球蛟龙”。

3.2 传承:鼓浪屿足球是国家教练员的成长摇篮

在 “举国体制”下，我国体育事业迅速发展，体育教练员水平进一步提升，鼓浪屿岛上先后培育了2位国家级足球教练员。原菲律宾足球国家队主教练何永三说，“他自幼接受国家民族精神和鼓浪屿足球文化的熏陶，从小立志踢好足球，为国争光”。何永三曾在厦门二中（原英华书院）接受英华足球文化的熏陶，年仅16岁就进入福建省体工大队足球队二队踢球，1970年入选省队，后担任省足球队队长，退役后担任厦门二中校足球队教练，带领队伍连续18次夺得厦门市中小学生 U18足球比赛冠军，还为厦门蓝狮青年队输送了多名队员。2004年，何永三受邀担任菲律宾国家足球队总教练。

作为我国近代西方体育本土化改革发展成功的重要案例，鼓浪屿足球不仅树立了百年自信，更有一代代足球人薪火相承。自何永三之后，2019年厦门市人民小学足球队主教练张悦虹，担任中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小学乙组主教练，并带领中国青少年校园男子足球代表队出访法国。

3.3 传播:鼓浪屿足球是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内容

早在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就提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的工作方针^[3]。对文化遗产的重视程度是一个国家双文明高度发展的标志。2017年，“鼓浪屿历史国际社区”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鼓浪屿申遗顾问何丙仲称 “把洋人球埔列为申遗的核心要素，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它的存在给鼓浪屿带来了潜移默化的影响，让足球运动深入鼓浪屿人的生活，看球、评球、踢球俨然成为了鼓浪屿人的传统爱好。”洋人球埔至今已有 150 余年的历史，被称为中国足球场的 “活化石”。洋人球埔在经历多国文化洗礼的过程中，见证着中华民族的复兴与崛起，它的存在不仅是中国现代足球从无到有、从 “舶来品”到本土化的见证者，更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传播者。

美控时期（1870—1903 年）是公共服务体系的开端。1872年美国领事李仙得修建 “洋人球埔”（旧称 “番仔球埔”），作为鼓浪屿的 “公共服务用地”，制定公共服务约定，实现了中国体育公共服务的启蒙^[14]。到了英殖时期（1903—1938年），英国接管 “番仔球埔”，改变了球场的性质用途，主要用来开展足球运动。日据时期（1938—1945年），日本在鼓浪屿逐渐取代各国势力，实施独裁统治，打破了由李仙得制定的公共服务约定，改造成了日本人专属的棒球场。国统时期（1945—1949 年新中国成立前），国民党政府接手鼓浪屿，将 “番仔球埔”改称为 “公共体育场”，然而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公共体育场损坏严重。新中国成立后，其成为全民健身的场所，并改名为 “人民体育场”，开始举办和承接各类体育活动，提高了全岛人民身体素质，促进了全民健身的发展。尤其是新世纪以来，体育文化工作受到更多关注。2008年厦门市启动鼓浪屿申遗工作，全面修复鼓浪屿建筑群，2011年为纪念鼓浪屿体育教育家马约翰先生，清华大学福建 EMBA 同学会与清华大学厦门校友会等捐资修缮，将人民体育场改称为 “马约翰体育场”，鼓浪屿体育精神和中华民族精神得到进一步传承和发扬。

3.4 发展:鼓浪屿足球是深化体教融合的有益探索

2020年 《关于深化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意见》出台，让大家认识到 “育体”与 “育人”的融合回归是构成体教融合的前提条件，只有抓住国家政策机遇、启蒙思想意识、跨越体教鸿沟，才能促进体教融合^[15]，实现中国足球健康发展。鼓浪屿足球紧跟 “体教融合”指导思想，创新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模式，实现 “一体化设计、一体化推进”^[16]，为中国深化体教融合发展进行了有益的实践探索。

2021年3月，《厦门市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基地校管理实施办法》（以下简称 《基地校管理办法》）颁布，创新 “市队校办”“市队区办” 的青少年校园足球体教融合方式，推动建立 “一体四教”的联合培养模式（即一所体校，四所教学单位），以厦门市体育运动学校竞技人才培养目标为中心，以校园足球特色校 “立德树人”的培养理念为指导，将竞技足球人才归入校园足球人才培养序列，打造了厦门竞技足球后备人才培养体系。打破原有的不得跨区域就近划片入学的政策壁垒，对进入人才储备的运动员，由教育主管部门协调跨校、跨学区入学、转学，最大化集中优势资源，统筹管理运动员学习和训练。允许持有亚足联、中国足球协会认证的足球教练员等级证书的专业教练员进入校园，专门从事校园高水平足球队的带队训练工作。根据2017年 《厦门市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及 《基地校管理办法》中对补助经费使用管理的规定，市体育局将按年度划拨基地校训练专项补助经费，用于教练员和运动员的伙食补助、外聘教练劳务费、训练场地、服装、器材、参赛、交流等开支^[17]。

4 鼓浪屿足球文化发展的百年经验

4.1 推动西方体育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交流融合

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客观地构成了现代体育文化传承与发展的根基，体育发展的区域性论断表明 “体育文化的发展不能依托拿来主义”^[18]。在鼓浪屿足球的传入和传播过程中，始终伴随着西方殖民文化与本土民族精神的冲突与融合，充斥着足球文化西方化与本土化的博弈，表现为足球文化与民族精神之间的双向作用与互动。鼓浪屿的足球文化发展历史表明，只有坚持以中华崛起和民族复兴为发展目标，坚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阵地^[19]，充分吸收近代西方体育文化中的有益成分，实现中西文化的充分交流、碰撞、互动、融合，才能打造有中国特色的足球文化，真正实现西方体育文化在中国的本土化发展。

4.2 实现足球文化本质功能与附加功能耦合叠加

英格兰足球起源于战争，形成于游戏，娱乐是游戏的最大功能。近代西方帝国主义占领鼓浪屿后，为了休闲娱乐，将足球带入岛上。让足球这一具有主客体同一性、平等性、团队协作性、社会亲和性等文化特质^[20]的体育项目，被赋予了反抗压迫、谋求独立、凝聚民心及政治外交等附加功能。

足球比赛让中华儿女与西方侵略者站在了平等竞技的舞台上，在双方遵守平等规则的足球比赛场内，岛内儿女以特有的方式反抗西方殖民统治。正是足球的竞技功能，将中华民族的个体行为上升到群体意识，影响着人们在心灵和情感上的沟通^[21]。足球比赛中的进球或胜负，不但可以激发踢球人的斗志，同样会为观球者带来精神激励，将自己的感情投入比赛的那一刻，所有的观众获得了身份认同，大家同呼吸、共命运，民族凝聚力由此而增强。正如社会学家珍妮特·利弗所说，足球把全国的人汇聚在一起，给他们 “一套相同的符号和认同、互动的基础。”^[22] 可以说，在特定的历史时期，鼓浪屿足球激发了中华儿女的反抗精神，提升了全民族的凝聚力，形成了足球文化本质特征与自身特有功能之间的叠加。

4.3 坚持竞技体育与校园体育并行发展

现代足球传入中国时间较晚，是鸦片战争后西方殖民的产物，洋务运动促进了民族精神与足球文化的交融，许多旧思想被 “中体西用”的实用主义思想所取代，直到 “五四”运动，中华民族思想上的解放为足球运动的传播创造了条件^[23]，加快了足球的本土化发展，逐步完成了 “西方游戏—殖民工具—健身活动—本土化体育运动—竞技体育运动”的转变。

在举国体制的竞技体育发展模式下，鼓浪屿足球坚守足球文化的本源化特点，在发展竞技足球的同时，坚持走校园足球特色发展道路，以厦门二中为发展主体，以英华精神为传承指引，依托厦门经济特区辐射整个东南亚，探索出竞技体育和校园体育并行的双塔型发展模式，不仅为国家和社会培养了优秀的足球竞技人才，也培养出了优秀足球教练员，为中国足球的发展之路提供了难得的实践经验。

4.4 追求历史传承与发展创新协同共进

鼓浪屿足球文化以对西方体育文化的批判继承为基础，以传承发展为己任，以民族创新为动力，推动了近代足球的本土化发展，充分体现了历史传承与创新发展协调统一^[24]。鼓浪屿足球文化经历百余年的发展，与西方体育文化不断碰撞与融合，对中华民族精神不断丰富和创新。作为民族精神的记忆载体，既具备了西方近代体育文化思想的世界性，又保持了中华民族精神的纯洁性，体现着鼓浪屿人开放、多元、团结、拼搏等人文内涵和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民族精神。发展是最好的传承，创新才有时代的积累^[25]。鼓浪屿足球文化坚持走创新发展之路，通过创新 “市队校办” “市队区办”的足球人才培养模式，不断探索体教融合的校园足球发展道路。

5 小结

鼓浪屿足球不仅展示了西方体育本土化的演进规律及中国足球的发展历程，更是一部中华民族反抗、崛起、复兴的壮阔历史。鼓浪屿人民改变了西方体育文化殖民思想，成功地融入了中华民族精神，形成了既具有西方体育文化特点，又具有鼓浪屿地域人文特点的足球文化属性。鼓浪屿足球遵循西方足球本土化发展的普遍规律，均衡与特色发展之间的关系，坚守文化本源，传承英华书院的足球精神和中华民族精神，构建竞技足球和校园足球的 “双塔型”发展模型，并不断探索创新型体教融合的校园足球发展道路。总之，近代西方体育本土化发展必然附着上中华民族的文化灵魂，只有在传承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发展，才能推进中国足球事业进步，实现中华民族的足球梦。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