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战略延续和超越了始自20世纪初旨在寻求“民族复兴”与“国家现代化”道路的“乡村建设运动”，并在“物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框架中叙述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时代使命。2021年出台的《乡村振兴促进法》，既提出了“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要求，还提出了“丰富农民文化体育生活”“加强乡村优秀传统文化保护”的措施，为乡村振兴提供了法律保障和政策指引。党的二十大报告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中提出“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1]因此，在寻求动员和组织农民参与乡村振兴的道路中，阐释赋权增能中坚持农民主体性的实践机制，增强其参与乡村振兴的主体意识与实际投身建设的主体能力，有利于保护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动员与组织农民参与农村社区建设，促进与提升农民自身发展。鉴于赋权增能是一种为个体、组织和社区相互依存的主体“获取资源、获得控制权和评估环境，以便更充分地理解影响其生活条件”的集体动员方式^[2]，以赋权实现主体增能和成长双重目的，本研究在2018年5月至2021年7月的田野调查基础上，以皖江裕溪河龙舟竞渡为案例，以“在社区中发展体育、在体育中发展社区”为研究立场，从人类学的文化主位视角出发，回归农民的生活世界，以其“过好日子”的主观诉求，在文化-实践的维度上，在“思想驱动、组织结构、集体活动”^[3]的一个完整行动结构中讨论民族民间体育赋权增能农民主体性的实践逻辑。

1 自在运行：文化传统驱动的身体展演

在我国签订《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之前的乡村社会，农村民族民间体育以“自在”的方式运行，表现为一种在民俗习惯中养成的集体记忆与身体技艺，并作为一件文化事项，既负载了诸多民间文化价值而呈现出地域性象征符号，又在各种文化传统与思维惯性中承载了乡民自发的生命情怀^[4]。

1.1 文化传统惯习的驱动力量

在生产生活中创造、积累、传承下来的传统文化，承载了思想、思维、理念方面的文化传统，变成融入日常生活的文化基因，并在非正式制度的行为文化中以价值、规范、信仰的方式促进社区发展^[5]。皖江裕溪河流域地理空间的龙文化崇拜与伍子胥河神信仰及水战历史记忆，形成了意识与生活辩证统一的龙舟竞渡文化，发挥着农村社区赋权增能的功能。

全长60 km的裕溪河连接皖江与巢湖，流经巢湖市、马鞍山市、芜湖市。1985年，在裕溪河北岸的圩田水乡发现了距今5 500年至5 300年的凌家滩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了“首尾相连，吻部突出，头上有两角，龙有须，身上阴刻17条交错线似鳞状”的凌家滩玉龙。该流域盛传“苍山小白龙，祭母降喜雨”的故事，形成了“孝，礼之始也”的民间叙事逻辑，起到习礼成俗的作用。裕溪河流域还流传“伍子胥过昭关”传说，其为父兄复仇的故事，既是对复仇精神与孝道观念的肯定，也是对伍子胥刚毅、坚忍、反抗性格的推崇。以至于伍子胥被尊为裕溪河的“河神”，也是该地域龙舟竞渡所祀之主神。而《三国志》记载裕溪河（古称濡须水）乃三国水战要道的历史（“霸为都亭侯······从讨孙权，先登，再入巢湖，攻居巢，破之。”^[6]），凸显了该流域的勇武民风。伍子胥“河神”信仰与古战水道的历史，实质上是一种对水文化的崇拜与水上战争和复仇文化的记忆，是对人水和谐、人际和谐的文化诉求，以及对包含了强健、自由和快意行为的追忆。

玉龙文物与白龙传说，说明裕溪河流域的龙崇拜历史悠久，而古战水道与圩田密布，反映了该流域舟行舟载的生产方式及与水战争斗文化的紧密结合，至于伍子胥故事及其河神信仰，则显示了该流域传承已久的英雄气节，这些历史文化元素成为地域文化传统，其蕴含敬孝报恩的伦理规范、团结奋进的价值追求、崇龙尚力的人文传统、礼宜乐和的社会理想，成为集体行动的驱动力量，每年以传承了数百年的龙舟竞渡形式集中展演，实现“精神因素对生活的影响”^[7]。文化传统惯习沉淀为地域社会的文化特质，推动了传统生活方式的因袭与传承；而传统生活方式又进一步助推文化传统惯习成为社会伦理的生成能力。裕溪河龙舟竞渡即是这种精神因素与生活方式相互形塑的非正式制度文化。

1.2 村落家族单位的组织结构

农村社区的宗族，是一个以祖先祭祀为中心的民间信仰组织。宗族通过规范、仪式、活动而促使农村在“再生产人伦关系”^[8]中守望相助、不断发展，致使农村社会生活的经济与政治行为主体主要是家户而非个体。20世纪80年代后个体意识兴起对农村社会结构、经济组织、规则权威产生了冲击，形成了以“个体自由与家庭价值并重”的社会形态。在聚族而居的村落中，形成了以国家代言人为主的村干部制度与以宗族为主的民间组织并存的治理架构。

以村落家族为组织单位的裕溪河龙舟竞赛，是血缘和地缘合一的熟人社会追求集体荣誉感的一项集体活动。在非亲即故的邻里乡村，自然地理边界和社会生活边界都是清晰而重叠的，因竞渡获胜而得到的褒扬和赞誉，对人们而言是一种强烈的自我肯定性的心理体验。熟人社会里的集体狂欢，尤为注重礼俗规约，使竞渡方式产生了地域性文化特性与地方性竞赛智慧。在裕溪河流域的生活单位中，村庄之间以龙舟竞渡为形式开展集体荣誉争夺。其一，所有划手皆为本村成员，显示本村人丁兴旺、生命力旺盛。其二，若能举全村之力把竞赛组织好，并获得较多胜利，“就会得到其他村落称赞和羡慕，全村人都会感觉有面子”（郑某，2018年5月18日），从而在裕溪河流域内获得荣光。其三，村落家族作为单元在龙舟竞渡中获得面子，与村民个体在村庄内部获得面子形成互动，从而激励村民为村庄的荣誉而勇敢应战甚至挑战强队，“拿起桡子，浑身就有使不完的劲”（一位80多岁的付姓老人，回忆年轻时划龙舟的竞技状态，2018年5月20日），奋力争取荣誉。

1.3 身体仪式展演的集体行动

文化传统惯习的内在驱动，需要通过村落家族在集体活动中组织动员能力来体现。习礼成俗的文化传统，尤其是身体仪式展演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动员方式，要求人们遵循伦理道德的规范和约束，按乡规民约的方式参与龙舟竞渡，并辅以一定的祭仪情境设计与营造，进而发展出禳灾祈福的竞渡民俗，在农村其实是一项习惯法的规定性内容。

龙舟形制为身形窄长的木制龙舟（长约20 m，最宽处约1.5 m），头尖尾翘。龙头材质有纸扎与木刻两种，分青、白、红、黄、黑五色，各村颜色是祖上传下来的。龙舟人员配置为打鼓、敲堂锣、掌舵、斛水各1人和32位桡手。竞渡仪式有做龙舟、扎龙头、箍龙鼓、接龙舟、晒龙舟、发舾、游青、挂红、龙舟宴等一系列程序。其中发舾（竞渡出发前的禳灾祈福环节）是诸多仪式中最为重要的一环，在“三拜三求”仪式中呈现出肉体生命性与具身神圣性的统一。传统的发舾仪式分为3步。第1步，农历五月二十凌晨3点左右开始，耆老在村土地祠（庙）上香。第2步，耆老在祠堂上香（保佑本氏家族兴旺、子孙发达，保佑龙船棹棹得胜、平平安安）。第3步有4个程序，其一，凌晨3：30左右，3人从村公房出发，2人抬龙鼓、1人敲打，沿村中主要道路巡回游走3遍，召集桡手到公房集合；其二，村长与耆老在村公房停放的两条龙舟前安放香案，点亮蜡台、燃高香，将公房内的龙头请出安装在龙舟的龙首处；其三，村长组织桡手站队，叮嘱禁声，头桡至16桡逐对磕头后站到龙舟相应桡位，继之村长跪拜；其四是耆老跪拜，起身念到：“白龙下水，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五谷丰登，桡桡蘸水，棹棹得胜，保佑XX（村名），人丁兴旺，子孙满堂，敲鼓！”再燃炮、擂鼓敲锣，继之应鼓、响锣，一众人员浩浩荡荡随龙舟向竞渡河道出发。鞭炮齐鸣营造出隆重而肃穆的氛围，促使参与者在独特的身体体验中激发出生命的原始力量感。

与祈福禳灾的发舾仪式相比，比赛前的游青（在村落附近小河中游弋或适应性训练）则以“仪式性的礼物交换”形式建构乡村社会农民的社会关系。桡手们随着锣鼓点的节奏出口成韵、和声悠长地唱龙舟调，其亲戚则来“挂红”（将礼物用红布打疙瘩系上，在鞭炮声中用竹竿挑起送至船上）；龙舟“收红”后在河中绕一圈表达谢意。在村落公房的醒目位置还张贴所有“送红”人员名单及其礼金数目。礼单长短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村在龙舟文化圈内的社会资本情况。“这种仪式性送礼给地位与关系提供了一个特别的场合，是一个人能够动员的关系资本的可见证明。”^[9]

在没有外在力量驱动的自在运行状态下，农村社区民族民间体育对农民的赋权增能，体现为赋“家族组织”之权，增“集体行动”之能，发展乡村社会。而农民的自在主体性（通过人的自在自发的活动而体现的主体性）则表现为，在日常生活的文化传统驱动和村落家族的组织下，乡民行动能力的提升。这种文化传统的赋权增能形式是自在状态下农村社区发展的重要工具：恢复20世纪80年代之前被禁止的龙舟竞渡活动，重新赋予乡民举办民间活动的能力。农耕生产方式不变，赋权家族组织与增能集体行动的主体意识和行动能力亦不变；而乡村发展的内驱力不变，集体行动便会如此循环往复。

2 自为传承：身份认同驱动的文化事件

200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提出新农村的社会建设目标，2011年《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实施，农村民族民间体育在县域范围内基本构建了“文化保护与社会建设、政府主导与社会主体统一”的发展结构^[4]。民族民间体育从客观存在的“自在运行”阶段发展到具有超越性质的“自为传承”阶段。

2.1 乡民身份认同的驱动力量

始于20世纪末，裕溪河流域大量农民由农业生产转向进城务工，农村“社会结构、经济组织、行动规则和权威”处于被改造的急剧转型中^[10]。当大多数外出务工的乡民处于由工业化生产和市场经济主导的现代社会结构中时，受一系列社会机制影响，而被动地“以现代性作为现代社会的组织或生活模式”^[11]。而这些进城务工的乡民面临城市户籍与民生保障诉求、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等难以协调的困境，促使其在身份与心理定位上出现了兼具农民与城市工人的双重性。他们在自己熟悉的农村人文环境中“弥合城市因高度分化的社会结构特征造成精神生活的虚无化及自由个性的缺失”^[12]，致使其生活表现出城市工作的希望感与农村生活的延宕感的交叉性与轮回性。返乡划龙舟被视作消解乡愁的途径，而这种消解方式却在年复一年的集体行动中日渐增强。

国家推动乡村振兴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非遗传承的双重外在力量驱动，叠加地域文化空间中的文化传统惯习的内在驱动，让这一时期的龙舟竞渡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热闹场景。每到农历五月初七、十三、二十、二十五和六月初六的“龙舟季”，外出务工的乡民和农民企业家，大多不惜停工停业，返乡参加龙舟赛。除了龙舟季之外，在气温适宜的其他节日（尤以国庆节为最），他们也会一呼百应，回乡相聚，既看望家人、乐享天伦，又通过划龙舟联络乡情、娱乐休闲。这种作为民族民间体育的龙舟竞渡，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民俗活动模式，如省略了发舾与游青等仪式性内容，直接呈现出体育活动样式。

2.2 地方乡贤能人的组织结构

农村民族民间体育所根植的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的熟人社会，在国家现代化进程冲击下面临被边缘化的困境，但外出务工的农民经过调适已逐渐适应城市社会生活，成长为新时代的乡村精英，并在新世纪以来新农村和美丽乡村建设背景下，形成了与传统家族耆老组织形式分庭抗礼的乡村精英组织形式，并有逐渐占据主导之势。乡村精英的崛起解决了农村社会建设与文化建设主体缺失的问题，提升了乡村文化的自治力量。

乡村精英有升学入仕的新乡贤，有经商务工的致富能人，有发展新型农业的中坚分子，他们有着浓厚的乡土情怀和深厚的乡愁情结，对乡村文化表现出高度的价值认同，对乡村建设有着深沉的使命意识和责任担当。为实现美好生活的愿景，他们或立足乡土创业生活，或频繁往返于城乡之间，依靠其威望、地位、德行、情怀、才能赢得乡民尊重、认可与追随。他们结合自身特点与村落实际环境，通过组织结构、制度安排、关系网络、组织精神和价值取向等联动机制，形成独立的组织化运作形式，在自在运行中嵌入自为行动，以集体行动的文化事件来充分发挥主体作用，在激活、改善、提升农村社会建设内生力量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如通过个人捐赠、集体筹资和争取政府拨款等形式，为乡村修建全民健身中心、祠堂、公房、庙宇、公厕、道路、桥梁、水塘等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文化设施。

自为阶段的龙舟竞渡在自在阶段以村落为单位的基础上，增加了乡贤能人组织的以宗族为单位的竞渡形式，扩大了龙舟活动规模。据地方政府估计，2017年参赛民众与观众有10余万人，盛况空前。如2017年雍镇倪氏宗族有10艘龙舟，直接比赛者达360人之众；2018年雍镇、陡沟倪家人共同组成15艘龙舟，参赛人数达540人，倪氏龙舟队俨然成为裕溪河雍镇的焦点。除传统的村落耆老主持仪式之外，其余各环节既有挖掘、宣传当地龙舟民俗文化的地方文化名人参与，也有省域范围的宗亲总会会长及众多宗亲工商人员的身影。新时代乡贤能人参与寄托乡愁的民族民间体育集体活动的组织开展，实现了自我文化传统与现代价值观念的涵融发展，一方面为村民提供价值再生产的组织力量，满足乡民精神生活需求；另一方面，也激活了村庄发展的内生动力，有效推进了乡村社会建设。

2.3 乡村民俗活动的集体行动

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的施行与《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的落实，农村民族民间文化受到极大重视，各地掀起了“申遗”热潮。在这股传统文化保护的潮流中，裕溪河流域的地方文化发展与社会建设紧密相连，龙舟竞渡也由巡游祭神的祈福禳灾文化转向情感皈依的身份认同载体，在外在政策环境规约与内在自主发展需要的涵融中，走向乡村文化事件“自为传承”的集体行动阶段。

裕溪河龙舟竞渡于2018年出现企业组队形式。家装行业的东易日盛公司举办首届“易起赛龙舟”活动，共10艘龙舟数百位“东易人”从全国各地汇集于此，组成企业龙舟团队。该公司成立于1997年，有80%的基层员工来自裕溪河流域。2019年举办第二届“易起赛龙舟”活动时，组建了21条龙舟，参赛员工达到数千名。该活动将龙舟竞渡中的团队协作和个人拼搏注入现代企业文化，同时又满足了企业员工的乡愁情怀。“东易日盛选择举办龙舟赛活动，既展现了良好的企业精神风貌，也很好地弘扬了民族传统文化，更是东易日盛建设工人匠心文化的最好体现。”（集团董事长陈某，2019年5月20日）这些外出务工者已经在城市工作中脱域化为基于农村共同生活经历的情感认同与以农村公共文化生活为载体消解乡愁的“情感共同体”，形塑成基于“乡愁凝聚”与“工作同事”情感的新型互助合作的熟人关系。龙舟竞渡促使乡村结构由传统家族本位的“差序格局”转向以个人主体性为主导的“圈”和以工作层级结构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层”的“圈层结构”，继续为村落公共文化活动提供价值再生产的组织力量^[13]。

自为传承阶段的外出务工者，在乡愁情愫凝聚下形成返乡竞渡的集体行动单元，除企业组队外，还有以村中心小学为单元的同学竞渡队。这种集体行动方式，一方面在个体化社会中以文化传统惯习超越现代性的个体主体性；另一方面，基于个体与集体的联动关系建构了农村社会的整合机制，把农民个人与村落群体的伦理规范相结合，促使农民重新认识与自觉构建村落文化事件，形成集体认同。因此，“自为传承”状态下的民族民间体育，赋农民“集体活动”之权，增“驾驭生活”之能，以农村社区的“外生动力”建设新农村。农民的自为主体性体现在回到乡村生活场域，催生村庄借助政府保护非遗的外力，有效推进乡村社会建设。

3 自由发展：美好生活驱动的社区建设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提出“到2035年，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农村现代化离不开农民现代化；民族民间体育需以地域文化空间中的农民为中心，以美好生活为旨归，实现从文化传统惯习的“自在运行”，发展到纾解农民自身现代性困境的“自为传承”，再到发展村落社区农民的“自由发展”。

3.1 追求美好生活的驱动力量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要任务。乡村振兴视域下的美好生活，是理想目标与实践议程的统一，其本质是相通的，即“最大限度地生存、尊重与自由”^[14]。为此，乡村振兴中农民的美好生活内涵，需要在传统的“过日子”层面赋予新时代的“主体性意识”理念，“在文化理念革新与形式开放的现代性价值引领方面，促进农民主体性自觉与对美好生活追求。”^[15]因此，民族民间体育需要助力农民自我发展能力，全面融入农村社区整体性现代化发展进程之中。

农村农民现代化是实现美好生活的实践逻辑，而农民美好生活的实现则是现代化发展的伦理目的。民族民间体育赋权增能乡村振兴，需要注重“提高社区生活质量”的经济目标与“提高农民社会权利”的正义目标之间的协调，推进农民自身的现代化发展，这其中女性农民的现代化发展问题值得关注。裕溪河流域女性始终被视作神圣空间内的“她者”而被遮蔽。经过国家现代化龙舟竞赛的精神洗礼，女性农民于2008年积极寻求建立龙舟运动队，但家族耆老不同意，经多次协商，耆老们折中道：“只要你们能在村里把钱凑齐，那你们就去放船。”几名女队员以每家300元的标准一晚上凑了100多家。与耆老们想像的不同，几乎每家都同意女性划龙舟。为了与男子龙舟相区别，女子龙舟改龙头为凤头，号“管氏凤舟”。此举打破了当地“女子不能划龙舟”的禁忌。至2018年，裕溪河上相继成立了3支特色鲜明的凤舟队。

赋权是一个持续不断地为努力改善自身状况的农民提供所需资源和提高选择能力的过程。农村女性参与划龙舟的权利由国家龙舟竞赛制度设计赋予，并通过社区协商得到保障和行使。农民、社区建立起相互依赖的非等级伙伴关系，实现乡村社区有效治理的目标。赋权农民的主体性建构是追求美好生活的源动力，不仅给予社区发展的信心、资源以及在获取地方政府支持上的话语权，还给予社区发展自主决策的能力。旨在实现美好生活愿景的乡村振兴，赋权农民自然包括赋权农村女性农民，保障她们被尊重且自主参与民族民间体育活动等精神文化享受的权利，“创造一种社会文化环境优美的生活”^[16]。如此，在主体性培育中充分激发创造性，才会对未来抱有幸福的憧憬。

3.2 民间体育协会的组织结构

随着农村社会建设的推进，越来越多的农民通过组建团体来获取发展资源。这些团体积极参与社区集体活动的规划、组织、服务，提升了社区建设的可持续性^[17]。农民与民间团体之间相互赋权增能，由社区需要而自发开展的活动比由其他机构远程推动的活动更有可能成功。民族民间体育团体可明显增加农民的社会资本，增进农民交往并发展积极的关系，增强实现美好生活愿景的实践行动能力，提升服务农村社区发展的水平。

裕溪河流域的龙舟协会是一个着眼于地域经济发展的民间体育团体。2019年4月成立的裕溪河龙舟协会，是由裕溪河北岸运漕镇的3位青年组建的体育组织，试图从体育赛事旅游产业的角度为家乡经济社会发展做贡献。正如该协会一位会长所言：“国家推动乡村振兴，我们农民自己不行动，还指望别人帮我们致富吗？”（2019年5月18日）基于对乡村的情感、对乡村振兴的认知，他们在心理建设上赋权与在具体实践上增能，开展了乡村现代化建设的集体行动。作为发展社区体育的一种组织形式，龙舟协会成立之初便策划以“弘扬龙舟精神，传承民族文化，促进古镇经济，建设美好家园”为宗旨的龙舟大赛，向镇政府申请“裕溪河首届龙舟赛”（申请规模60条，政府批复18条），但旬月之间政府便取消了赛事。

停赛原因主要为跨行政管理区域的协调工作存在较大难度。2011年作为地级市的巢湖市一分为三，曾经属于巢湖市的裕溪河流域分属合肥市、芜湖市、马鞍山市。行政归属的变更虽没有消解裕溪河龙舟文化，但给龙舟竞渡治理带来了诸多困难。同年裕溪河上的龙舟季，依然由各村庄自发组织。虽然呈现出自在运行与自为传承的社会心态特征，但农民、农村社区、民间体育组织的自由发展意识与行动已经觉醒。农民参与社区民间体育组织，是将农民个体、乡贤能人、村委会干部等人员深嵌于地方社会权力结构体系与公共文化生活体系当中，通过培养社区意识、提高社会凝聚力、增强集体效能与社会资本等方式，实施乡村振兴。因此，自由发展状态下的民族民间体育，赋“乡村文化价值再造”之权，增“农民共同体建构”之能，以农民的美好生活追求为“内生动力”振兴乡村。传统的“过日子”的社会心态，在农民自身、家庭、社会关系和生活意义的再生产中，已然被现代化的社会生活与生产方式激活。

3.3 社区建设运动的集体行动

农民的主体性体现为对现代理性知识的接受、学习并以此来改造乡村社会，其既是乡村振兴的结果，又是乡村建设的前提和动力，是农民和农村持续不断的赋权增能的结果。面对农村生产方式变迁带来乡村分化和农民分化的实际情况，个体小农户很难成为发展乡村的主体。民族民间体育助推乡村振兴，以地域文化空间中的农民为中心，需要政府纵向放权与社会横向能力培育，提高农民参与乡村振兴的程度与水平，促使乡村社区在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相统一的集体行动中走向农民自身的自由发展。

裕溪河流域的运漕镇按照“水清岸绿产业优美丽长江（安徽）经济带”的建设要求，进行了村落龙舟文化景观的空间重构，表征了“当地人”基于血缘地缘社会关系以及承载着共同记忆与归属感的环境空间，赋予其文化意义^[18]。运漕古镇2014年被确立为中国历史文化名镇，沿裕溪河的文化景观凭借古建筑保护与地方民俗文化挖掘而整体在水、岸、船的文化意象上做文章。首先漕川渡口、米市码头、古渡凉亭等具有古韵味的地方特色建筑，展现了沿河以渔业和船为载体的生产生活景观；其次是洪义泰码头，其与米市码头相连，并设有临水与亲水平台，为龙舟竞渡的后勤补给与观众观看提供了方便与安全保障；再次是盐仓码头，通过曲桥栈道和悬空步道打造人工岸，是当地渔民举办民俗文化节的主要场所。通过以上措施，运漕镇打造了“生态宜居村庄美、兴业富民生活美、文明和谐乡风美”的美丽家园。

自然村落也将龙舟文化建设与居住环境美好相结合。以有96户人家的西曹村为例，2018年，该村在污水处理工程中，对村中约30亩的3口“当家塘”进行排水清污；2019年，该村又进行了一系列的景观提升工程，其中，在村口水塘边土地庙旁建龙舟台，安放平时不用的龙舟，使村庄成为富有生命的“风俗画”。政府引导、农民参与、社会协同的美好乡村文化建设，一方面激发了农村社区的文化自觉，另一方面使龙舟文化不仅成为生活的舞台，还成为充盈着政治想像、经济效益、环境教育的象征场域。

4 结束语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需要调动与培育资源与力量，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推动农村人才、文化、组织等方面的现代化治理，其中最为核心的内容是农民主体性的全面提升。就农村社会结构和农民生产生活方式的实际情况看，民族民间体育助力乡村振兴的集体动员方式经历了3个阶段：在文化传统惯习驱动的自在主体性阶段，特定文化空间内的农民秉持传统文化惯习，赋权自然村落家族单位的组织结构，并以民族民间体育集体行动的社会文化秩序增能农村建设；在外生动力的自为主体性阶段，以国家立场的农耕文明保护为乡村价值的发展逻辑，赋权城市工作农村生活的地方乡贤能人组织地域文化集体行动，并以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话语权力增能驾驭生活的水平；到内生动力的自由主体性阶段，则以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农村发展与体育强国建设中农村体育发展的地位，赋权变村落为社区的农村民间体育团体再造乡村文化价值，并以民族民间体育文化资本开发增能农村社区建设。民族民间体育传承演进的赋权逻辑体现了农民主体性的自在、自为、自由的阶段特征，同时也反映了农民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对农村地位认同的差异，是农民生存经验与智慧的体现。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