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西方力量为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中，文化全球化的研究越来越倾向于采取更本土化和杂交化的视角^[1]。从域外传入的高尔夫球运动在其进入和融入中国社会的过程中，不仅曾被当作吸引外资、改善营商环境的手段，还曾是国土资源整治和反腐败的重点领域。针对该运动对中国社会造成的消极影响，国家进行了大刀阔斧地清理整治，在此之后，这项运动依然存在于中国社会并在政策引导下发挥着其社会及产业价值。于是我们不得不思考，高尔夫球运动文化是如何扎根中国的？能否通过对其中国本土化历程的剖析，提出其更好适切中国社会的策略？本文尝试通过对高尔夫球运动文化核心意涵及其中国本土化历程的研究做出回应。

文章通过文献研究，关注特定类型的社会结构和其变化模式的特殊性^[2]，采用发生学视角阐述高尔夫球运动文化的核心意涵，并结合高尔夫球运动文化变迁模式的独特性和多样性，剖析在中国社会变迁中高尔夫球运动文化脱域与再嵌入的本土化历程。

1 高尔夫球运动文化的核心意涵

《辞源》对文化的解释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制造的全部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也特指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类似，普洛格^[3]将文化作为一个包含所有人类创造物的概念，将其定义为人类对自然和社会环境的一种适应系统或机制，认为文化涉及人类赖以生存的3种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身心理的关系。基于此，高尔夫球运动文化可被视为人类通过参与高尔夫球运动形成的与自然、他人以及自身心理关系的适应系统，具体来说，这种适应系统可以被视为人与自然、社会交往与人格发展的综合系统。

回溯至14世纪，高尔夫球运动的田园文化是从人与自然关系中衍生出来的。在西方工业文明之前，苏格兰是欧洲最贫穷落后的国家，其土质坚硬贫瘠，更兼有占总面积约2/3只宜粗放经营的高地^[4]。在此背景之下，牧羊人探索出了一种消磨时间的活动，即用牧鞭轮流抽打各自选中的石子，最先将石子打入兔子洞者获胜。在适应自然、谋求生存的过程中，苏格兰人创造了高尔夫球运动的田园文化雏形。从本质来看，高尔夫球运动将欣赏自然风光与身体锻炼、消磨时间相结合，满足人们与自然环境亲密接触的需要。为此，高尔夫球运动文化中形成了一些保护球场生态环境的规则及约定俗成的规定，如不在球场打球区吸烟、扔烟蒂，定期更换发球台位置，刮伤或损坏草皮后补草补沙等，引导参与者在打球过程中爱护球场，让高尔夫球场良好的生态环境能够得以保持或实现自我修复^[5]。由此，高尔夫球运动所蕴含的田园文化进一步丰富、深化。

至16世纪，高尔夫球运动逐渐受到苏格兰上流社会的推崇。由于中世纪受到贵族群体的青睐，这种源自牧羊人的身体活动，逐渐成为贵族田园社交的媒介。逐渐地，原本以田园社交为目的的松散的田园聚会形式，开始向球友之间沟通交流的平台形式过渡，并在人们自愿加入模式的推动下，成为球友自发组织、非营利的社会形态发展。但是，这些组织形成的伦理道德是物化的、依附于资本的。在此基础上形成的高尔夫球俱乐部，与在商业社会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其他类型的俱乐部一样，是由相似社会阶层的人创造的一种排他性的社交场所。由此，以娱乐性、资本依附性及排他性为基本特征的高尔夫球运动所蕴含的俱乐部文化逐步形成。

盎格鲁-撒克逊时代，欧洲社会便已存在贵族阶层的社会认知。这一群体对社会的影响不仅是政治与经济层面的，也是文化与意识形态层面的，即使工业革命后，中产阶级建立起经济和政治上的优势，但是他们在文化上却带有明显的向上模仿的色彩。按照Freud提出的人格发展历程^[6]，在这种模仿中更多的人从本我（Id）主导过渡到自我（Ego）主导，而后接近由超我（Supergo）主导的状态。具体来看，苏格兰国王詹姆斯二世曾签发一项“完全停止并取缔高尔夫”的法令，其原因是苏格兰与英格兰百年战争时期，苏格兰士兵沉迷高尔夫球运动，妨碍了本应进行的箭术训练^[7]。在此背景之下，个体无法保持遵循快乐原则的“本我”，受法令的限制，进化而成“自我”。直到1502年，随着英格兰与苏格兰之间签订和平协议，社会趋于稳定。随后詹姆士五世在继承英格兰王位后，正式成为了英格兰国王詹姆士一世，在他的推介下，高尔夫球运动成为更多王室贵族的选择。对运动的渴望是支配人类行为的基本欲望之一，属于“本我”的范畴。由于彼时欧洲贵族阶层独特的社会地位，他们的贵族精神和行为准则也成了全社会学习与效仿的文化参照系^[8]，在欧洲贵族的消遣中形成的文明社会特征，包括自我约束、礼貌、顺从和体面的行为^[9]。高尔夫球运动礼仪所要求的“安全、禁声、优先权”等，也都是在强调要为他人着想、体现个人风度，在此过程中使参与者从自我的长期存在中，实现超我的状态，高尔夫球运动所蕴含的根深蒂固的贵族文化便由这极为深入的人格结构而来。

2 脱域时期高尔夫球运动文化的本土化历程

上述对高尔夫球运动文化核心意涵的剖析，能够为厘清该运动扎根中国社会的历程提供具体的切入口。源自西方的高尔夫球运动文化在植入中国社会“土壤”时，需要完成脱域（dis-embedding）与再嵌入（re-embedding）的过程，即高尔夫球运动文化以某种方式从一个环境中被抽离并被置于另一个环境的过程。正如Giddens所言，由脱域唤起的图像能够更好地抓住时间和空间的转换、组合，这种组合对社会变迁和现代性的内涵都是极为重要的^[10]。由此，本文将通过对高尔夫球运动文化脱域与再嵌入样态的呈现，完成对其认知模式“破与立”的审视。

鸦片战争以来，在传教士、外国经商者等的推介下，经汉口、厦门等多个通商口岸扩散，高尔夫球运动文化进入了在“有意识与无意识相结合的状态”下扎根中国的脱域时期。值得一提的是，文化的脱域与再嵌入是相互交织的，并无十分明确的时空界限，但为清晰呈现，故将脱域与再嵌入的过程进行了剥离并阐述如下。其中，高尔夫球运动文化脱域历程主要出现在19世纪下半叶。

彼时，高尔夫球运动的田园文化发生异化，俱乐部文化日趋成熟，贵族文化日渐式微。首先，回顾过去几个世纪的发展历程，能够发现高尔夫球场给英国的生态环境资源带来了相当大的压力。由此，强调与自然休戚与共的高尔夫球运动田园文化开始发生异化。生态环境冲突、土地资源压力和地价上涨，使得高尔夫球运动在英国的发展越来越艰难。以此为背景，开发商们发现在发展中国家开设新球场是有利可图的，因为这些国家相对容易进入，而且地价和劳动力便宜，建设和维护成本较低。其次，高尔夫球俱乐部章程中已明确规定会员必须每年缴纳会费，并且在接受球童服务后需要为球童提供小费。此外，高尔夫球俱乐部人数往往受到人为的限制，比如男女会员比例的限制^[11]。可见，脱域时期的高尔夫球俱乐部文化已经通过书面的形式进行了普遍意义上的规范。最后，高尔夫球运动的贵族文化日渐式微。1832年英国进行了议会改革，政权从贵族转移到了中产阶级工业资本家^[12]，伴随着这一变迁的是贵族文化对社会影响的日渐式微。高尔夫球运动文化中的贵族文化同样开始告别过去“强势文化”的身份，但过去形成的高尔夫球运动“贵族式”的礼仪、行为准则在日积月累的深化中保留了下来。

总的来说，脱域时期的高尔夫球运动文化在当时的政治、经济影响下，已然与其初期的文化核心意涵有所不同，值得注意的是，脱域时期的俱乐部文化日益规范、贵族文化则日渐式微，田园文化则业已显现出其今后在众多发展中国家发生异化的端倪，其异化的背后是内嵌在西方资本主义生态文明中的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原罪”，具体表现在推行生态殖民主义，使发展中国家的生态环境恶化、资源匮乏，以此换取自身的物质丰裕和愉悦生活^[13]。

3 再嵌入时期高尔夫球运动文化的本土化历程

回顾过去，由于鸦片战争的战败，赔款割地、开口通商、日渐腐朽的官僚统治等都给摇摇欲坠的清王朝带来了致命打击。在此背景下，高尔夫球运动在英国人的推动下开始进入中国。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鉴于高尔夫球运动的资本主义属性，国家全面实施禁止政策，这项运动在中国大陆销声匿迹。直到改革开放后的1984年，高尔夫球运动在中国才重振旗鼓，并于1995年后开始了井喷式发展，不过从2003年《关于进一步采取措施落实严格保护耕地制度的通知》开始，一系列规范性的土地和税收政策陆续发布，并经过2017年以来的全国高尔夫球场清理整治工作，中国球场数量缩减了约35%^[14]。即便如此，高尔夫球运动的价值依然不容忽视，其发展依然得到部分省市的扶持。可见，高尔夫球运动文化在我国经历了被动发展（1870—1948年）、停滞（1949—1983年）、重振旗鼓（1984—1994年）、井喷式发展（1995—2002年）、批判式接纳（2003年—）的曲折反复的再嵌入历程。

3.1 被动发展及停滞阶段（1870—1983年）

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界，中国进入近代社会^[15]。依照《南京条约》等不平等条约，中国相继开放了厦门、汉口等近20个通商口岸，外国传教士、使馆人员、贸易公司的常驻雇员将多种现代体育带入中国。在他们于通商口岸建立的度假村里，出现了足球场、板球场和高尔夫球场，不过当时大多数中国人没有机会进入其中。目前，关于高尔夫球运动出现在中国的文字记录可以追溯至1898年发表的《高尔夫球运动在中国》的文章，文中提到汉口高尔夫球场由英国人费里尔于1870年建造，并于1878年正式注册^[16]。随后，外国侨民相继在厦门、上海、武汉、营口、天津、刘公岛和威海设立了高尔夫球会和球场^[17]。

从1949年至改革开放初期，虽然这一时期的中国高尔夫球运动被视为资本主义的流毒而明令禁止，处于发展停滞阶段，但新中国从战争的废墟中日渐强大为高尔夫球运动未来在中国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特别是“一五”时期，随着经济建设的恢复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时代^[18]。1980年，党中央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设立经济特区，对外开放取得重大突破。

近代，绝大多数国人被隔离在球场之外，彼时的高尔夫球运动文化并没有被广泛认知的基础，并囿于这一时期史料的缺乏与分散，目前对于高尔夫球运动文化在新中国成立前的本土化样态，仅能通过当时外国人留下的极为有限的图文资料进行推测。加之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的全面取缔，高尔夫球运动文化也随之在中国大陆消散，留给国人的仅是一种模糊印象。

3.2 重振旗鼓及井喷式发展阶段（1984—2002年）

20 世纪80年代以后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很大成就，加之1995年8小时工时制度的实施以及家务劳动社会化程度的提高，给人们提供了充足的时间，各种健身、体育、娱乐场所的涌现为居民提供了良好的娱乐休闲环境。在此背景下，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承志提出通过建设高尔夫球场吸引外商投资。1984年由霍英东、郑裕彤等创建了中国大陆首个高尔夫球场^[19]，次年三乡农村学校的18名学生组成了中国首支高尔夫球队。也在这一年，中国高尔夫球协会成立，河北省体校选拔了10名运动员前往日本接受高尔夫球运动的专业训练^[20]。由此，高尔夫球运动文化中国本土化迎来了改革开放后重振旗鼓的阶段。

1990年，首座由中国人自己设计建造的高尔夫俱乐部——北京乡村高尔夫俱乐部开业。1993年中国高尔夫球协会出台《中国高尔夫球运动实行职业化制度的具体方案（草案）》，当年7月中国高尔夫球的职业化制度得到国家正式认可，10月首次职业高尔夫选手资格选拔赛举行。同年，国内首个高尔夫开发设计建造管理公司成立并举办了高尔夫博览会。1995年中国大陆建成并投入使用的高尔夫球场达28座，接待打球者15.6万人次^[21]，北京高尔夫运动学校也在当年成立。1998年，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将高尔夫球杆作为国礼赠送给来华访问的克林顿。此外，随着中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中国关税水平大幅度降低^[22]。这一阶段，多方投资商先后在中国投入了40多亿美元用于高尔夫球场建设^[23]，中国高尔夫球场数量出现了井喷式增长。

3.3 批判式接纳阶段（2003年—）

随着高尔夫球运动在国内的快速发展，一些问题也暴露出来，资本运作逻辑下的行业“失范”现象丛生，例如国土资源的违规占用、公款消费等腐败问题。为规范高尔夫球运动在我国的发展，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投资、关税等管控政策对其进行统一调控。随后经2017年前后国家针对高尔夫球场的规范化清理整治^[24]，相关部门还对土地资源占用、环境破坏及腐败等现象予以介入并阻断，整治工作成效显著。

在大刀阔斧的清理整治、切除中国高尔夫球运动场域中的种种“毒瘤”之后，这项运动得以更加充分地发挥其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正向影响，国家、地方政府及相关组织也积极转变思路，为释放高尔夫球运动的社会及产业价值提供政策引导。具体表现在近年海南省、深圳市、广东省人民政府的相关文件中，明确提出大力发展高尔夫旅游，将高尔夫球运动作为一类扶持项目，予以办赛资助等。通过对近年来高尔夫球运动相关政策的梳理（表1），从侧面呈现高尔夫球运动文化中国本土化的社会背景。

注：资料来源于政府及相关组织网站。

3.4 高尔夫球运动中国本土化变迁的内在理路

“内在理路”的概念由著名学者余英时提出，借以展示学术思想的变迁有其自主性。具体来说，“内在理路”的提出主要是为了呈现思想本身也是一个具有相对独立性的领域，有它内在的问题。学者们可以从它的发展过程中找到从上一个阶段转变到下一个阶段的线索，即理路^[25]。纵观高尔夫球运动中国本土化变迁历程，其曾被当作吸引外资改善营商环境的手段、国土资源整治及反腐败的“战场”，如今成为实现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及建设体育强国的路径之一。上述变迁的背后有着深刻的内在理路，即资源禀赋、制度供给的综合作用。具体来说，资源禀赋涵盖外部与内部资源两大类，前者指涉自然资源与人文历史等，后者则主要指与基础设施相关的资源，如道路交通、信息平台等。改革开放初期，经济特区的创办为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提供了新思路。彼时，我国在坚持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多种经济成分^[26]。以此为背景，我国迎来了高尔夫球运动的快速发展。

然而，高尔夫球场的违规占地、非正当消费等现象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消极影响。鉴于此，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管控政策，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Douglass North所言，制度是“社会之游戏规则”，也是对维持人们关系的制约，包括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以及制度的执行机制。高尔夫球运动中国本土化变迁正是在如上3项“游戏规则”的规制下开始剥离各种消极因素。事实上，若没有国家的强力规范、整治，高尔夫球运动可能在各种腐败的裹挟下走向消亡，抑或重新走上新中国成立之初被彻底取缔的老路。2019年以来，国家明确提出推动高尔夫球运动项目健康发展，并带动了一系列引导性政策出台。应该说，在国家大力整顿之后，高尔夫球运动逐步呈现出作为运动项目的本来面貌。

总的来说，高尔夫球运动中国本土化实践是以资源禀赋为基础，政策引导与资本运作的博弈。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亟需找到招商引资、优化营商环境的投资项目，高尔夫球场便成为选项之一。然而，当负面问题与高尔夫球运动联结起来时，政府的管控及引导起到了关键作用。经过国家的整顿治理，这项运动得以更加充分地发挥其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正向影响，进而深化其中国本土化之路。

4 高尔夫球运动文化中国本土化的特征与展望

目前，中国高尔夫球运动依然保留着十分鲜明且有生搬硬套之嫌的西方田园文化、俱乐部文化及贵族文化的特征，中国社会也因此承受着这些文化“水土不服”、异化的消极影响。高尔夫球运动给中国社会造成的种种不良影响，已远远超出全球高尔夫球运动管理组织R&A和中国高尔夫球协会等社会组织的管辖范围，只有在中国政府强有力的行政干预下才得到逐渐缓解。与此同时，高尔夫球运动文化中国本土化的自主探索也在赛事组织、人才培养以及大众普及方面展现出勃勃生机。

4.1 高尔夫球运动文化中国本土化的特征

4.1.1 高尔夫球运动文化的异化

从文化的“美人之美”视角来看，不仅要对高尔夫球运动文化的内涵进行剖析，还要对其本土化演进过程中的影响因素进行审视。部分域外文化引入的“转译”过程缺乏本土的培植，也短于与本土现实情境与需求的耦合，在实践中易出现“水土不服”的异化现象。具体来说，从田园文化异化的表现来看，虽然建设在废旧矿坑、盐碱地等区域的高尔夫球场为涵养水源、维持动植物多样性提供了助力，但也不乏一些不合规球场的建设破坏了原有野生动物的栖息地，为维护球场长期使用农药、化肥造成环境污染，以及巨大的水资源消耗量。这显然背离了最初高尔夫球运动田园文化与自然休戚与共的基本内涵。从俱乐部文化的异化来看，中国高尔夫球运动的参与者以高收入精英阶层为主^[27]，展现的“资本依附性”“排他性”等特征易引发不良的社会情绪（social emotion）。同时，不可否认中国社会也与很多其他国家一样，在高尔夫球运动中存在以非正当手段积累财富和消费的现象，例如赌球和公款消费等^[28]。从贵族文化的异化来看，部分高尔夫球场以高额会费定位“贵族阶层”，甚至为公款消费量身定制豪华会所^[29]，这里所说的“贵族阶层”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贵族血脉传承，而是以资本积累为基础的财富象征。

4.1.2 高尔夫球运动文化中国本土化的自主探索

如前所述，高尔夫球运动文化在中国社会中的发展，长期以来仍未脱离西方高尔夫球运动文化框架。不过，高尔夫球运动文化中国本土化的探索业已开始，这些探索主要生发于该项目在中国社会愈发丰富的组织形式层面，主要体现在高尔夫球赛事及人才培养方面。从赛事体系的中国本土化来看，从1995年第41届喜力世界杯高尔夫球赛组委会成立大会在深圳举行以来^[30]，多项世界级高尔夫球赛事陆续落地中国大陆。在2020年杭州国际高尔夫球锦标赛上实现了男、女球员同场竞技，这一赛制创新引发媒体关注^[31]。从人才培养来看，高尔夫球运动从最初以课后班、兴趣班的形式面向中国的中小学生，发展到如今已成为一部分公立中小学的校本课程。而且，自2019年以来，中国完成了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培训体系的研发与应用，结束了过去在澳大利亚PGA培训体系框架下的教练员培养方式，正式告别过去依赖域外教练员培训的阶段^[32]，可谓高尔夫球运动中国本土化的典范。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上述组织形式的本土化尝试外，还有一些举措也是率先在中国尝试的，如中国青少年运动技能等级测评体系的研发与应用以及大众普及策略。具体来说，自2018年以来中国正式展开面向青少年的“三阶九级”高尔夫球技能等级测评工作，覆盖青少年逾万人。从大众普及方面来看，中国高尔夫球运动从业者利用室内模拟器、综合练习场、迷你高尔夫等多种形式，采取小三洞、单项技能挑战赛、城市公园挑战赛、亲子赛、“互联网+”等多种形式，降低高尔夫球运动的门槛，推动高尔夫球运动普及，覆盖了更多社会阶层。

通过上述这些丰富的组织形式和创新举措，高尔夫球运动在中国社会中所形成的本土文化也初显端倪。无论是球场建设中依循“天人合一”所形成的建筑特色，还是秉持“以人为本”原则所构建的高尔夫球运动组织形式，都回应着中华文化的呼唤。然而，过往的实践虽然展现出了高尔夫球运动项目的中国本土化特色，但仍未形成具有较高社会认知度的高尔夫球运动文化核心意涵，故还不足以称之为严格意义上的中国特色高尔夫球运动文化，毋宁说是中国文化在高尔夫球运动领域的彰显。

4.2 高尔夫球运动文化中国本土化的展望

体育社会学与其他社会科学一样，肩负着阐释中国当代社会实践的使命，不仅要立足中国、借鉴外国，还应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并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动“凝视”，使之与当代流行文化交相辉映。从而，促使学界进一步反思中国体育文化的核心意涵，为增强中国体育文化自觉与自信提供参考，为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美与共”贡献力量。

观照过去，早期高尔夫球运动文化本土化的动力主要源自在中国境内工作生活的外国人及少量中国人之间互动交流的需要。在随后的“真空期”，高尔夫球运动文化本土化停滞。随着中国社会的变迁，高尔夫球运动文化本土化的动力开始源于国家对于推动经济发展的迫切需求。但与此同时，高尔夫球运动开始与中国社会的一些负面问题联结起来，虽然经过清理整顿、规范发展，越来越多的民众能够客观看待高尔夫球运动，但彻底改变其旧有观念并非一日之功。故而，展望高尔夫球运动文化中国本土化的未来发展，在阻断上述消极现象的同时，加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联结将是可行之举。例如，通过对中国传统的“士文化”进行返本开新，将其与高尔夫球运动文化相耦合，使中华文化在新时代、新领域焕发出新生机。进而，在未来时空的长期发酵下，高尔夫球运动也许能够成为中华文化的使者，在世界文化的“大花园”中与多元体育文化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