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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体育学术史的角度看,足球称得上是世界级的显学,但足球是一种感性化很强的身体对抗游戏,其审美性、感验性、陪伴性之类的特质都会在各个层面展示出来,其中的审美性则以一种持久而富含韧性的方式演绎开来,这便在客观上构建出一种超越一般身体体验的美学体系。长期以来,人们更愿意将足球看作体育运动而非审美对象,到20世纪足球美学才为少数美学界人士论及,进入21世纪才逐渐被学界重视。与足球美学遭受冷遇不同,足球中美的感召力则一直伴随足球而自然成长,足球的审美价值也在一种相对隐性化的轨道中受人关注。足球美学属于现代美学体系。对一些长期徘徊于古典美学的人士来说,包括足球美学在内的所有新型美学体系尚带有明显的生长性,而不具备完全的价值与意义。真实的情况也是如此,足球美学的诸多突破点源于知识爆炸时代,其学理的伴生点在于学科交叉过程中的强力冲击。众所周知,做任何一种美学研究既需要依托宏大抽象的背景,也需要找到精确微观的切入点。探讨足球美学的原则亦蕴含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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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体育观视野下的微观足球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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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学科的足球美学能否成立?这先要触及美学概念问题,其中包括日常修辞学意义上的足球美学、作为成熟学科的足球美学,以及具有明确审美机理的足球美学。从观赏性、商业性、身体性的角度看,足球之美是足球得以存在的基石,而要厘清足球的本体价值,首先要弄清楚足球的原始价值,这需要重新考察足球的史前审美机制,势必涉及足球、进化论、表演学等多元知识构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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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的史前美学体现在对猎食类动物的狩猎戏仿方面,而相应的美学构架同样依托于此,足球的美学价值恰好寄寓于足球与猎食类动物行为的联系层面,其所涉及的是一些全新的分支性议题。其实,作为日常语言的足球美学早已十分流行。在学院派体系内,包括足球美学在内的体育美学也已得到孵化,且在体育学中占有了一席之地。足球美学的成型需要具备很多先天条件,其首要条件便是构建出具有一定排他性的美学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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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奇异的身体行为,足球很容易成为人们的审美对象。人们对足球的迷恋并非因为关于足球的语言叙事,而仅仅源于足球自身的行为体系,这便涉及审美需求与美学阐释两个领域。足球的审美性很强,但是,作为文字阐释的足球美学则带有很强的思维性、概念性与言语性。正因如此,人们需要了解身体展示的审美与语言描述的审美之间的关系。正如鲍姆嘉通所言,美学构建源于语言学,而语言学又为民族性所约束。汉语语境下的足球美学呈现的仅仅是汉语表述出来的足球审美维度。国际语境内足球美学的生成程序也一度不太明晰,其在世界各国的呈现镜像并不完全相同。理由很简单,足球美学并不属于古典美学范畴,它应该隶属于一种大美学观范畴,换句话说,足球美学几乎从一开始就超越了传统的静态美学、研读美学、鉴赏美学的范畴,进入到一种宏观性的体育学、审美学与文化学的领域。然而,出于信息不畅之类的原因,美学界的研究者一度不愿意出离固有的美学语境,进而在新的认知平台上阐释足球美学的学理价值。类似的现象在诸多文化共同体中长期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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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世界的人文与社会学科重组的力度很大,学科壁垒开始解体,范围广、纵深大且极富张力的学科交叉现象反复呈现,新型学科层出不穷。中国亦然。20世纪80年代以来,体育学的跨文化现象已成为其衍生与发展的显性指标,体育人类学、体育文化学、体育地理学之类的新学科也相应出现。体育本身就带有跨文化的特质。进入21世纪,中国学术界倡导构建新文科,这其实是对国际学术背景的自然呼应。当此之际,作为具备方法论意义的宏观主义研究方法获得了迅速发展的机会,其所冲击的恰是原有的学术规制。与美学界、史学界一样,中国体育学界的宏观主义方法论已然出现,并缔造出一种宏大体育观的学术分析体系,其所针对的是为人所熟知的中小型的体育观。究其根本,中小型的体育观、历史观、美学观也是宏观主义思想的产物。大体育观与大美学观、大历史观一样,旨在消解既有的学术概念边界,从而构建学术新境,其所容纳的是一种人类学、文化学、进化论、物种学之类的混成性学术群落,其与中小型的体育观、美学观、历史观一同构建出一种全新的学术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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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理解足球的审美维度,就需要理解包括宇宙生成原理在内的超宏大叙事。这里需提及美国历史学家大卫·克里斯蒂安的大历史观。大卫·克里斯蒂安从未将人类的历史看作仅由人类主导的历史,在他眼中,人类的历史是宇宙史、自然史、万物进化史中的附属部分,而非核心部分。他的大历史观摆脱了人们习惯的民族史、区域史、国家史,而是重新定位了人类在宇宙演化过程中的角色。他认为:“研究历史的方法就是要从漫长的绵延中去观察它,我称之为长时段。这不仅仅是一种方法,而且还能引发涉及古今各种社会结构的重大问题。它是唯一能够将历史与现实结合在一起,形成密不可分的整体的语言。普遍历史理解人类过去的生活,不是从其特殊关系和潮流,而是从其完满性和整体去理解它。”[1]1大卫·克里斯蒂安适时地提出了大历史观的概念。“正如我们需要用世界历史,来帮助我们理解特定区域的历史一样,我们也需要一个更大的背景,来帮助我们看清人类历史在地球史乃至宇宙史中的位置。如果我们要进行超越人类自身历史的思考,我们就需要‘大历史’。”[2]大卫·克里斯蒂安显然更愿意将人类的历史置于万物进化的同一性轨道上,以期让人看到宏观世界中多元物种间的同频共振现象。在他看来,只有深度了解宇宙变迁的过程,才可以看清楚地球世界;只有深度了解地球演化的历史,才可以了解地球上存在的生物世界;只有了解了生物世界,才可以更好地理解人类世界。其实,当人们将视野投放到宇宙生成的时空中时,传统的解读人间万物的方式就会改变,人们也获得了重新理解足球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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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较早回应大历史观的是史学界。“大历史的核心理念是从宇宙大爆炸开始的自然历史的视角,考察人类过去的历史,进而对于人类未来不久即将面临的重大挑战给予诠释。这种把人类历史置于宇宙历史的研究方法,与当下国际历史学会倡导的研究趋势不谋而合,即自然史和人类史的统一。”[3]大历史观所涉及的宇宙演进的主题将地球置于一种寻常的个体类概念之中,也将球类运动的审美维度压缩到一种多类型化的微观语境当中,为人们理解包括足球在内的飞行中的球体的审美品质、类型、维度提供了切入点。换句话说,从宇宙生成原理的视角看待足球之美,等于开辟出一种全新的足球美学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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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体而言,大卫·克里斯蒂安对历史学界的冲击类似英国人类学家、动物学家德斯蒙德·莫里斯对足球学术界的冲击。Michał Buchowski等人认为:“德斯蒙德·莫里斯是第一个从人类学角度解释足球相关现象的人。事实上,他以一种开创性的方式,对他所称的‘足球部落’的行为模式和仪式提出了独到的见解。”[4]莫里斯将足球界喻作一个具有独立意义的相对完整的部落,将足球这种单一的体育项目当成一种足以体现现代部落理念的实体,足球的审美力就此得到了全新的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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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足球审美源于球迷群体的日常感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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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传统学科划分的影响,中国语境中的体育观、美学观、历史观在较长一段时间内都在中型框架之内,其突破能量受到限制。中国的足球美学同样衍生于此,类似的境况符合折中主义理念,亦与中国文化体系的尚中正、求稳妥、守平和的思维有关。足球美学有其自然生长的微观环境。就中国语境而言,足球美学首先是一种日常话题,并植根于足球关注者群体的日常话语中,带有清晰可辨的日常性、自然性和不规则性特征。正因如此,足球美学虽然在中国的体育学界仍属冷门,却一直是大众话语体系中的热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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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冷热对立状况构建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换句话说,以足球关注者为主导的人士不断通过各种渠道表达自己对足球之美的感悟,而美学界则始终对其保持静默之态,足球审美价值呈现出一种为各方力量牵引的对立、悬置状态。早在20世纪初足球就出现于中国的沿海口岸城市,但是足球真正进入大众视野还是改革开放初期。20世纪末,中国语境中关于足球美学的描述已相当普遍,其中的民间性、非专业性、个体感悟性特征十分明显。非足球专业的足球关注者从一开始就频繁地使用足球美学的概念,其所表达的仅是一种朴素的审美情感。如知名电影演员孙道临曾说:“我希望有一天能读到这样一本书:足球美学。”[5]孙道临所言之足球美学,应指一种带有身体演示性质的足球审美现象,而非中国美学界中的科学性的足球美学。20世纪90年代后期,咸宁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开设了足球美学课。1997年1月11日的《中国体育报》和1997年5月4日的中央电视台对此作过报道,两家媒体都认为这对地处山区的一所师范专科学校来说并不容易[6]。应虹霞在阐释日本足球崛起现象时曾说:“事实上,在伤病袭扰的下半程开幕之初,冈田甚至一度割舍了自身的足球美学,不惜改打长传冲吊以求胜利。”[7]这里所言之足球美学应指足球技战术思路或足球风格。可见,足球美学不仅是一个普通词语,还是一门大学课程,也极可能成为一种依托于具体学科的学术体系。尚需说明,足球美学的真正生力军仍是广大足球关注者的评述语汇。从上述资料可知,“足球美学”已被人广泛接受,美学语词的外扩现象已然出现。足球深刻而简约的美感具有强大的贯穿力,且在最平常的足球关注者群体中广有影响。人们不仅享受到了足球所带来的美感冲击力,还利用各种媒介阐释个体性的审美体验。在此意义上看,足球美学是否可以获得美学界的认可已无关紧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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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学是一种将体验的美转化为文字表述的美的系统工程。大卫·克里斯蒂安论述过人类发明语言的重要性。“人类是唯一可以使用语言符号进行交流的生物。语言符号极大地提高了人类交流的准确性,拓展了人类交流的思想和领域。”[1]45从语言学衍生出来的美学也带有天然的文字表述的成色,美学的学术属性由此而得到强化。“语言符号第一次赋予了人类神奇的能力,让我们可以谈论那些我们没有亲眼见到的事物(比如经历、发生在过去和未来的事情),以及那些我们不确定是否存在的事物(比如灵魂、魔鬼和梦)。”[1]45在足球领域也是如此,对全世界为数众多的足球关注者来说,足球美学这一概念仅仅是一种语言学的惯常说法,由于语言的自然属性的作用,这一术语已成为一种摆在人们面前的很具体的流行语,人们随时都在介入这样的话题,也可以随心所欲地延展开来,将其当作一种精神养护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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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民间性的足球审美表述即将进入成熟期时,中国体育学和美学领域也开始了对足球美学的讨论。仅以汉语文献为例,以“足球美学”为论题的论文已近百篇。对足球美学的讨论出现在思想活跃的改革开放初期稍后的阶段。《文学报》于1990年7月26日刊登文章,专门讨论新美学问题,蒋孔阳、朱立元皆参与其中。朱立元认为中国不会出现类似美国那样美学属于少数人研究领域的问题,同时还反对美学泛化现象,并对美学概念泛滥现象表示担忧。蒋孔阳认同此观念,并首次提到了“足球美”的概念[8],这已涉及足球美学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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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孔阳等人对美学扩张现象的担忧并非偶然,剥除外围的意义可知,其所担心的恰是美学的庸俗化现象。从蒋孔阳的相关著述中可知,他属于中国较早意识到审美的类型化现象的学者,且对世间万象中的审美元素持开放态度。“当人类科学技术的活动,不仅仅涉及物质的生产,同时也关系到人的精神面貌的时候,它就常常与人发生审美的关系,从而形成了不同门类的美学,如科学美学、技术美学、生产美学、工业美学、生物美学、体育美学等。”[9]这里所言之多元化的类型化美学,已经将美学推演到一种后现代的境地。可见,蒋孔阳的见解带有强大的解放性、扩张性与开放性。其实,中国人的美学理念一直就有开放性。清代叶燮曾说:“凡物之美者,盈天地间皆是也。然必待人之神明才慧而见。”[10]正是有了客观的审美物象和人的主观感受力,人们才可以看到诸多审美存在,其中也包括了动物逐猎、人类狩猎及足球竞技中的审美性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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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美学发展历史的角度看,足球美学乃至体育美学一度难以在世界各国的传统美学领域取得相应地位,其在中国美学界的情况也大体一样。近代以来,美学家大多崇尚以康德、黑格尔为代表的古典美学体系,以典雅、静思、崇高为审美基调,又以静态审美对象为主体。然而,足球属于现代美学范畴。现代美学作为一种日常生活中的虚构类景观,以奇观性、神话性、陪伴性为主体构架,具有大众性、参与性与狂欢性特质。足球竞技所激发出来的美学概念、属性、延展形态、存在范式之类皆在急速扩张,并可能迅速成型。于是,中国学者也开始步入现代主义的理念世界,借此阐释足球的美学维度,且已演进到理论界定之地步。“现代人很欣赏足球,说足球精神中包含着伟大的力量美。但是,如果全面解释足球精神的话,谁也不会说力量就是全部。······因为人们欣赏足球,是为了欣赏那种力量、技巧和速度等人类的多种智力与体力结合后而产生的美,这种美是足球所特有的。”[11]受学科发展惯性的影响,要想真正厘清足球美学的多维状况、逻辑体系及其延伸脉络并非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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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的美学基础本身就很宏大,且需要建立在更为坚实而稳定的生物性、社会性和文化性的学理基础之上,人们借此可以看到足球审美的全景图式。先要看看足球美学中以动物为基本对象的生物学元素。在物种进化的过程中,人类和其他动物的关系一度经历过漫长的万物有灵论时代,科学时代到来后,人类放弃了这一理念,而在足球之类的大型体育项目中则又保留了人和动物之间的精神链接体系。无以否认,这是一种人类审美意识的恢复与再循环状态,同时也是人类感知力的一种超越、进步、升华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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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动物虽无自觉的审美意识,但它们保持了比早期人类更为原始的行为及其他生存技能,正因如此,人类对它们充满了复杂的情感,其中不乏高度的敬意。受物种进化的规制限定,野生动物天然具备一种与人类社会的疏离感,这原本属于一种物种自保的自然属性,即便如此,物种间的互动不仅从未停止,且呈现多样化的形态,其中又以人类最为特殊。人类的智力发展到足以压倒其他任何物种的时候便会产生自豪感,但是,当那种自豪感超过一定界限之时,人类与其他物种的交流就会出现一种单一化、简约化、强直化现象。于是,人类为了弥补类似的缺陷,又借助想象力完成了与其他物种的另一种深度交流,这便构建出一种充满现代性意义的神话、奇观、科幻以及富有开创性的科技品种。换句话说,人类无法完全展示出超越其他生物的绝对优越性,便构建出一种遥远、陌生、乌托邦的审美物象,足球就属于为人类所构建出来的足以与其他物种沟通的新型文化载体,足球的审美维度亦留存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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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物种美学元素的影响下,足球美学中带有大量的关于自然、物种进化、宇宙生成之类的旁属性元素,足球美学也因此更为深入人们的感受世界。21世纪以来,部分中国学者站在传统学术价值体系的角度来评价足球美学,借以评析足球美学的体系是否成立。有的学者认为很多冠以美学名称的学科只能算是一种语言表述策略,而非一种纯粹的理论探索。“应当承认,这些美学尽管因其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而不乏其存在的根据,但因为它侧重于应用更多地侧重于技术性、工具性而缺乏哲学性、思想性,所以实在不能算得上真正的美学。”[12]虽然传统的美学家不看好足球这样的技艺性、行为性、功利性审美对象,但从足球在全世界通达的传播效应上看,建构出一种关于足球美学的审美体系早已是大势所趋。而足球关注者群体、具有现代美学眼光的新美学家及探究生活哲学的人士则敏锐地关注到了足球超越普通审美精神的隐喻效能,足球在此语境内最终展示出其既有的审美体量。这也折射出以足球美学为代表的大美学体系和以传统审美格局为代表的小美学体系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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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足球在其发达国家的审美探知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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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而言,足球美学中的诸多理念最早生发、流行、传播于足球发达国家。哥伦比亚国家队前教练弗朗西斯科·马图拉纳曾说:“足球和美学间有一种无形的联系,而这一联系又有一种有形的表现。”[13]这样的表述未必属于学院派阐述风格,却是一种以足球领域一线从业者的身份进行的足球美学概念界定。西班牙的约翰·卡林在评述银河战舰时代的皇马时曾说:“AC米兰队主教练安切洛蒂就直截了当地攻击皇马,称他们‘过分讲求足球美学’。与之相反,AC米兰过分讲求的是球员的实用性。”[14]联邦德国的K.H.黑德尔戈特曾说:“加强防守仍是足球运动发展的重要特征。······当时人们有理由对足球的美学和吸引力担忧,因为和足球比赛原来的以射门为主的基本思想相反,一时在一些主要阵形中却流行起以防止进球为主的打法。”[15]由此可知,足球之美已经成为一种客观事实,全世界数以亿计的足球关注者几乎每天都在用自己的方式阐释足球的美感维度,他们共同推衍出一种关于足球之美的叙事学复合体。由于具备了语言学的叙事性,足球美学的学理体系已十分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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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发达国家的学者大多以英文为写作工具,他们对足球美学的多方位阐释给人带来的启发更为直接。John M. Efron在《纯粹足球批判》一文中认为,足球不仅是一种纯然美丽的游戏,还是家庭关系、宗教信仰、民族、国籍和历史的总和[16]。Mattia Fumanti的《黑鸡、白鸡:2008年加纳非洲国家杯的爱国主义、道德和球迷美学》一文通过一位球迷的场域表现解读了非洲足球运动中的粉丝圈美学问题[17]。斯洛文尼亚艺术史教授Lev Kreft的足球美学论文从一开始就将足球美学的研究推到一个新高度。他在《作为戏剧的体育》一文中提出了一些有关足球审美特性的问题。“有什么钥匙可以打开标题为‘体育美学’的盒子呢?哪些审美属性对体育运动的哲学考察至关重要?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体育运动?”[18]《美丽游戏的审美》一文延续了其研究足球美学的深广度,进而带动起一个更有思考张力的话题。“今天,体育运动的伦理层面是体育哲学中讨论最多的话题。体育的审美吸引力不时显现出来,但不再是歌颂体育的一般美。现在,更流行的做法是坚持批评当代运动的壮观性,以否定其原始的审美真实性,或者,专挑一些运动所必需的美丽的话题做研究,而体育综合美学的最佳时期似乎已经结束了。”[19]值得一说的还有Lev Kreft的《足球运动中的审美想象》一文,文章高度强调了足球的日常性意义。“在我之前关于体育美学和足球美学的文本中,我强调了戏剧性的美学特性和日常美学,借以将其当作一般体育美学,特别是足球美学的适当框架。我遵循这个起点继续研究了足球作为一种社会互动游戏的特征(许多社会学家指出的特征)及其有目的的运动特征,试图找出什么可能是玩游戏和参与游戏的最重要的审美条件。”[20]Andrew Edgar在《足球和空间的诗学》一文中曾说:“本文的目的是探索足球的各种审美快感来源。”[21]Graham McFee在《不太美丽的游戏》一文中认为,足球并非一定是美丽的,其在具体的场域中有不同的面相,且会展示出不同的功能。“如果审美现象只包括积极的审美价值,那么,并非所有的足球赛事都有审美性。”[22]Graham McFee进而认为,足球是否具有审美力与胜负有关。“审美通常只在赛事的积极阶段才能受到关注:值此之际,赛事会出现审美元素。然后,一些技巧娴熟但并不成功的防御,都会显得不优雅,类似的情况便不具备美学意义。”[22]Yamur Nuhrat的《土耳其足球中的身体、球衣和多元男性审美》讲述了土耳其球员的服饰美学。“职业男性球员的球衣设计得越来越贴身、舒适。这样的设计可以展示出一个健康男性的身体和生活方式,球衣还可以很好地守卫并改进球员的身体。”[23]上述学者大多来自足球发达国家,其对足球美学的阐释都有自己独特的视角,其探索的范围触及现代足球审美世界的诸多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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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著作类文献中关于足球美学的论述也很丰富。英国体育史学家Tony Collins认为:“今天,大多数足球历史学家将它的全球扩张归因于他们所认为的内在品质。一些人认为它的进步仅仅是因为它是一个‘美丽的游戏’。David Goldblatt是这项运动最重要的编年史学家之一,他认为它的成功归功于‘这项运动在身体和艺术之间的平衡,瞬间的反应以及复杂的战术思考,这些都很罕见’。”[24]Tony Collins所言之“美丽的游戏”已然是足球发达国家学术界的惯常概念,且已延伸到其他领域。《足球的美学、诗学和修辞学》一书值得特别关注,Ridvan Askin认为:“试图探索足球的文化属性。在这一努力中,它阐明了该概念的主体间性。游戏天生的浪漫主义和快乐在书中的所有章节中都得以强调。研究者提出了很多问题,并从不同的角度突出了足球的美学意义。”[25]不难看出,足球发达国家学者探究足球美学概念与外延的维度都很大,也极具精微性和逻辑推衍强度,且在诸多层面实现了对前期学术观点的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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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ffen Borge的系统性观点体现在其著作《足球美学》中,该书虽然阐释的是足球哲学,却延展出大量的足球美学思想。Steffen Borge认为,“非凡的足球世界包含某种虚构或伪装。”[26]9在Steffen Borge看来,足球更近似一种场域表演。“如果你对人们在谈论美丽的比赛或戏剧性的比赛时可能会得到什么而感到困惑,而且还考虑到足球比赛与美妙的音乐或莎士比亚的戏剧相去甚远,那么,本书的第4章将以新的美学为起点,让你充分享受作为一种特定的比赛形态的足球和其他类似的竞技运动。”[26]8不仅如此,Steffen Borge还认为,足球是一种混合着人类多元情结的整合体,足球美学并非一种高雅的存在,它还包含了诸多人性负面元素。“结果的公平性并非足球运动的中心舞台。”[27]不难看出,足球发达国家的学者大多秉持一种大体育观来探讨足球美学,类似的专题研究已蔚为大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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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体育观的语境中,足球发达国家的研究成果水准较高,很多研究文献视野开阔、背景宏大、学科交叉广泛、学术壁垒无存、个体体验强烈、逻辑理性鲜明、思考深入全面。相关论题的研究者不仅解决了既有问题,还会适时制造出全新的问题链,以拓展人们的思想维度,并深化对其他问题的思考。就中国体育学术界而言,其学术存在三种价值取向,分别为仪式性学术、实用性学术和科学性学术。其中科学性学术的宗旨在于体现见解的差异性,并在尽可能的平台上无限接近真理。其学术取向更富有学术本体的意味,其学术意义不在于告诉人们固化的结论,恰在于连带提出了更为新鲜且富有价值的问题。正因如此,这里不妨推论出另外的议题。作为一种学术范式的足球美学即便可以成立,也未必意味着它已然解决了所有关于足球美学的分支议题。足球美学的立意究竟在何处?足球的本体价值在哪里?足球的核心意义又会以何种面相呈现?类似的问题仍然需要世界范围内的足球研究者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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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回应这样的问题,须站在大体育观、大美学观、大文化观的语境下。Lev Kreft认为:“要发展体育美学,我们不应该从作为艺术哲学的美学开始,而应该从日常生活中的美学开始。”[18]这便说明,美学并不是一种学院派的象牙塔文化,它首先是一种鲜活、自然且自在的生长性力量,同时还是一种任何人都可以参与的审美对象,也会与人的日常生活无缝衔接。类似的学理性探索还在延伸。Steffen Borge展示了足球世界中许多不被人关注的现象,并高度认可了人类游戏中的动物学原色。“在哺乳动物中,翻滚的现象很普遍,混乱的比赛可能涉及参与者之间的身体接触,类似于我们在足球和其他建设性或破坏性接触运动中的发现。······这使得粗暴和翻滚成为一种与足球最接近的游戏元素。我将争辩说,人类和某些非人类动物的混战游戏涉及我所说的原始伪装。原始伪装本身并不是一种游戏,而是一种机制或机制的效果,我们有理由根据我们在粗暴游戏中发现的行为来假设它。······如果我能证明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些非人类哺乳动物具有原始伪装,当它们参与粗暴的比赛时,那么我们就有了一个可行的候选者来解释足球如何在某种程度上涉及伪装。”[26]32-33这里已然涉及真实的生存、虚假的战略、战斗的意志、身体的对抗等宏大议题,其对生物美学、动物形态学、神话学的现代意义诸多领域的探索皆有助益。当足球美学步入一种虚构与真实、身体与信念、神话与图腾、审美与审丑之类的复合式文化构成体之后,其所承载的全新使命已然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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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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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看出,足球美学的原始感知力来自足球关注者群体。世界各国球迷对足球的感悟力很强,但尚未对其作出符合国际范式的学术探究。在感悟且能言说足球之美的人士中,足球发达国家学者的研究切入点相对宽泛,并产出了一批优质研究成果。Lev Kreft等人的观点展示出不同寻常的认知维度,他们对一种人们司空见惯之物作出了高度陌生化的解读。不难看出,在整个国际学术语境中足球美学论题已经从小众话语发展到大众常识,又从大众常识演进为审美体系。世界范围内的足球美学探究已蔚为大观。尚需说明,足球发达国家研究足球美学的人士除了Steffen Borge等少数学者之外,较少全力涉及足球的生物美学主题者,这也是足球乃至体育学术界今后需要强化的学术延伸点。其实,探讨足球与生物种群的多元化链接点恰是洞悉足球审美本质的最佳方略。大体可以认为,足球和动物及其他生物的关系是一种显性的存在,它体现出一种真实的人与自然的共生性游戏。足球具有非常态的虚构性,而建立在反日常性生活认知基础上的虚拟的足球或许更具有史前的真实性。足球的二律背反现象在其审美范畴内更容易全貌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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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足球是世界级的显学,其奇观性、想象性、陪伴性功能很强烈,三者合成了其审美维度。足球从一种身体游戏逐渐进化为一种审美体系,其所经历的恰是从经典身体学到口头叙事学的演进过程。足球美学一度难以在传统美学的范畴内获得认同,却极易在现代美学的体系内成为主流。中国的足球美学经历了球迷口述、跨学科交融、融入传统美学界三个阶段,其中混合了球迷感知、大历史观启示以及文化学、生物学、进化论、物种学等多学科知识能量。足球发达国家的相关研究成果,所涉及的评判理性、戏剧美学、球迷成瘾、想象力、哲学虚构、足球诗学、足球修辞学、美丽足球等议题都有很大的开拓性意义,类似的议题将足球美学导入一种虚构与真实、身体与信念、神话与图腾、审美与审丑之类的复合式文化构成体。
Abstract
Football is a world-class popular subject, its spectacle, imagination and companionship function, the three synthesis of its aesthetic dimension, is very strong. Football has gradually evolved from a body game to an aesthetic system, and it has experienced the evolution from classical body science to oral narratology. Football aesthetics was once difficult to be recognized in the category of traditional aesthetics, but it is easy to become the mainstream in the system of modern aesthetics. China ’s football aesthetics has gone through three stages, including fan oral dictaiont,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and integration into traditional aesthetics, which combines fan perception, grand historical enlightenment and multidisciplinary knowledge energy such as culturology, biology, evolution theory and species science.The relevant research results of football developed countries have great pioneering significance in the topics of judgment rationality, drama aesthetics, fan addiction, imagination, philosophical fiction, football poetics, football rhetoric, beautiful football and so on. Similar topics introduce football aesthetics into a compound cultural composition of fiction and reality, body and belief, myth and totem, aesthetics and ug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