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问题的提出

近代以来，体育发展与国家兴盛的内在关联和外在协同日益受到重视。民国时期，时局动荡、内忧外患，尚武思潮勃然而兴，武术成为反侵略反压迫的重要手段。随着国术研究馆（中央国术馆前身）的创立，武术逐渐成为国家意志的象征。国术考试更是武术国家化的实践，是以国家高度践行尚武救国的“旷典”。对武术发展而言，是武术抡才大典^[1]，对体育内容的初步探索^[2]，开启独具特色的武术赛事运作模式^[3]。对国家而言，是国民党党化教育的载体^[4]，强化了国民政府的独裁统治^[5]。上升为国术的武术，被赋予了国族主义、国族想象、国族建构的崭新意义^[6]。武术系列活动的开展均与国家密切相关，成为国族建构中政治实践的一部分，显示了国民政府的民族主义色彩和党国思想。

本文探究武术如何被嵌入到国族建构之中，理论上窥探武术国家化在政治、教育、文化上的多重表现，现实上理解在西方体育文化冲击及体弱国贫背景下国人重建民族自信的情感需求。为此，有必要回答几个问题：国术考试嵌入国族建构的正当性是什么？国术考试对于武人群体有何意义？国术考试如何实现国家认同？

2 国术考试嵌入国族建构的正当性表现

武术易名是概念新释，更是被国家认证为强种之良方、卫国之利器的标志。武术国家化使武术发生了转变：政治上由“草野”转向“庙堂”，构建强种强国、践行身国同治之话语；教育上由“私相”传授转向“集体”教学，一改“一盘散沙”之局面，型塑“精诚团结”之精神；文化上“武备”与“文事”并重，摒弃中西畛域，践行融合理念。

国术和军事、体育一同成为新武化运动的内容，意味着国人对武术的认识不再局限于军事功能，而逐渐认同和接受其健身、竞赛等价值。国术考试已初步具备近代体育竞赛形式，可从比赛规则窥探一二。第一届国术国考分为预试和正试，正试又分徒手和器械等多门对抗，由裁判严格评定。第二届国术考试又在此基础上细化，对抗分组按体重级别配对，还采用了统一护具。可见，国术考试既有传统的技击对试，又有西方竞赛规则的限制。受当时国内外社会环境的影响，武术承载的“强种救国”“御侮雪耻”精神是国民政府期望在国术考试中得到弘扬的。国术考试由此具备了嵌入国族建构之正当性。

2.1 历史性：传承传统武举制选拔体系

人才的选拔和任用一直是国家建设的首要问题。科举制是我国古代非常重要的选才取士制度，对后世影响深远，自唐代创立的武举制也是科举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国术考试大体上延续了武举制。

考试科目设置上，文武并重。和武举制的内场（试文）、外场（试武）相同，国术考试在术科之外也设置了学科考试，即文化理论考试，包括党义、国文和国术源流等。

选拔模式上，自下而上层层筛选。国术考试分县（市）考、省（特别市）考、国考三级，延续了武举制的童试、乡试、会试、殿试的四级选拔模式。国术考试中，县（市）考经“区村里长等二人以上保送者”可参加，县（市）考合格者由政府保举选送可参加省（特别市）考，省（特别市）考合格者由政府保举选送参加国考。

等次授予上，按次逐级。武举中试者分别授予武秀才、武举人、武进士等称谓。第一届国术考试按《国术考试条例》规定：县（市）考取中者授予壮士；省（市）考取中者授予武士；国考取中者，分为甲、乙、丙三等，其中乙等授予校尉；丙等授予勇士；国考甲等三名分别授予捍卫、辅卫、翊卫的名称，相当于武殿试前三名为武状元、武榜眼、武探花。（第一届国考最终改为除预试及格不分等级外，正试分三等，即最优等、优等、中等^[7]。）

可见，国术考试并非是一种断层而是从历史中萃取养料，是对中国传统武举制的继承与发展。

2.2 时代性：借鉴西方体育竞赛规则

“打擂”是武术传统的竞技方式，以“狠斗凶打”著称，毙命伤残较为常见，致使武术的竞赛价值不高^[8]。参照西方体育竞赛做法，改进武术比赛规则和竞技方式，以体现竞技公平、公正、透明及安全性，是革新武术的着力点。《国术考试条例》《国术考试规程》《国术考试细则》便是中央国术馆借鉴西方体育竞赛规则的时代产物。

1928年9月10日湖北省政府令中的《国术考试条例》规定国术考试采用“比较法”，到1929年1月28日中央国术馆印发的《国术考试条例》中，国术考试采用“抽签对试法”。在第二届《国术考试规程》和《国术考试细则》中修改为按“体重编组法”“淘汰制”进行对试，进一步体现了公平合理性。①分组方法与考试方法。“体重编组法”细分为五个量级，可以抵消体重优势，促使比赛公平；“淘汰制”是体育比赛的赛制，在参赛者两两相对中，输一场即淘汰，每一轮淘汰掉一半参赛者，直至产生前三名，充分彰显竞赛性。②考试规则。以拳术试合为例，三回决胜负，如不能分胜负时须增加一回，击中三次为一回，每回不超过2分钟，休息1分钟。拳术试合和搏击规则基本相同，是西方竞赛规则的直接体现。另外，制定了拳术“胜负”“得点”“减点”“犯规”等判罚规则和“优劣”之判别标准。③评判员。第一届国术考试中，评判员由教育家、国术专家、体育专家数人担任，评判办法采用“合议制”。按照考试标准评判，当场宣布结果。第二届国术国考，除评判员外，还有搏击助手、计时员、记录员、报告员、纠察员、检查员、考场记事员等工作人员。国术考试借鉴西方体育竞赛规则明确、科学文明、公平公正的竞赛方式，体现了其时代特性。

2.3 进步性：采用中西结合的多学科考试方式

西方体育学有生理学、解剖学、运动医学、心理学、教育学等多学科的支撑 ^[9]。国术考试受其影响也开始接受交叉学科知识，并纳入考试范围，强化了中西方体育融合意识。

国术考试内容分术科和学科两项，旨在为国家选拔“文武兼修”“学术并用”的武术人才。其学科考试集中于理论知识，更倾向多学科考察。如《国术考试规程》规定：学科考党义、国文、地理、历史、国术源流、生理卫生。国术源流作为基础性科目，旨在普及武术知识。而生理卫生等西方基础科学知识，则是让人们认识武术与生理、卫生的关系以及武术的生理机制和健身价值等。

“对欧美体育之所长，为我所需要······庶融会贯通，冶中西一炉，俾我进步”^[10]，西方体育理论研究的科学性和训练体系的系统性成为武术现代化的参照。民国时期，“中西文化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全方位接触，形成了一种不完全以统治阶级意志为转移但却符合文化发展需要的新的文化开放格局。”^[11]国术考试将传统武举制和西方体育竞赛相结合，既有对传统的继承，又体现时代的进步，是“会通融合”与“新旧调和”的产物。

3 为武人群体构建话语

随着武举制的废除与火器的普及，拳勇之技不再是战场主流，习武者的升迁途径被阻断，武人成为游走于国家社会边缘的群体。民初提倡尚武精神，武术再次获得与社会和国家互动的契机。武术发展被纳入政府管理之中，“一盘散沙”的武术组织逐渐系统化和规范化，冠以“国”字号的组织活动也彰显其合法性与权威性。国术考试从地方到中央逐级开展意在加强中央集权，这强化了武术与社会、国家的联系，武人群体再次获得政治、经济和教育的权利。

3.1 从草野到庙堂：国术馆为武人群体构建政治话语

武举制被废除后，武人群体无法凭借“武力”进入仕途，逐步丧失政治话语权。民初，北洋政府虽大力推崇武术教育，然而学校武术普及存在局限性，武术教育很难实现大众化。推行社会武术教育的武术组织，虽突破武术师徒传承的私密性，但规模不大，效果有限^[12]。所以，在军国民体育和西方体育占主流的环境下，武术话语是被统摄和支配的。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术馆的快速建立得益于社会精英借助尚武强国的政治诉求，获得了党政军各界的人力、物力、财力支持。1933年全国各省市县国术馆（社）已达300多个，这与南京国民政府以行政力量推行有关，而具有强大政治背景的国术馆能够为广大武人群体争取政治话语。如对于国术考试和招生，张之江特别强调，“大家切不可畏惧考试，须知考试是人民特有的权利”^[13]，意在广纳习武之人。因此，第一届国术国考参与表演年长者达86岁，年幼者6岁^[14]。到第二届国术国考时更是有来自21个省市的438人之多。选拔出的武术人才经过培训与学习到各领域参与武术推广工作。以中央国术馆为例，1928—1933年，其派往中央及各省市任职的国术毕业生达98人，就业单位包括党、政、军、警、学等领域^[15]。

国术馆借助国术考试为武人群体构建了政治话语，“此举乃在收罗草野英雄，又因拳术实在好过体操。大约这次考后，草野英雄可以尽在庙堂。”^[16]

3.2 多维度帮扶：给予国术馆学员经济支持

武人群体通过国术馆组织的各类国术考试被录取为学员，大多费用不需自己负担。部分国术馆的学员不收学杂费，衣食住行由当地政府供给。如浙江省国术馆特设的国术训练员专修班，被录取的学员每学期所需膳费、宿费、杂费、讲义费、制服费等由各县市政府承担。河北省国术馆的学员除不收学杂费外，每月还发放津贴。对各省（特别市）保举选送的考生，南京国民政府还明令酌情补助考生往返费用，这为武人群体积极参与国术考试提供了经济支持。除政府拨款外，国术馆还会得到社会各界的资助。中央国术馆的办学经费虽由财政部拨付，但实际上“财政部对于国术馆的拨款未能按规定照章办事”^[17]，部分经费由社会募捐获得。河北省文安县国术馆近一半经费是来自士绅商界的赞助。国术馆学员还会协助政府参与社会治安活动，如缴获赌资可充作国术馆运作费用。国术馆也会得到政府奖励，如青岛市国术馆为考核其开设的国术训练所，每季派视察员到各训练所检查成绩，报请市政府发放奖金，以资鼓励^[18]203-204。

国术馆经济来源多元，政府及各界精英人士通过不同方式为国术馆提供帮助和支持，促进国术考试的广泛招生与稳定开展，为国术馆的持续发展注入更多的活力，国术馆才能持续为国家选拔优秀武术人才。

3.3 接受正规教育：武人群体通过国术考试进入教育领域

传统武术最主要的教育方式为师徒传承，而这种方式有着很大的局限性。国术馆为推广和普及武术，必须突破私密传授而转向集体教学，国术考试则成为习武群体进入教育领域的主要途径。

为更好推广国术和培养人才，组织国术考试、选拔人才必然成为各级国术馆的重点任务。如山东省国术馆派出张登魁、杨奉玉、金福泉、马金堂、杨春志、周子和、王新志在经过第二届国术国考后被选进中央国术馆继续深造^[19]。中央国术馆举办过2次国术国考，河南省国术馆1928—1936年间共举行了6次省考，青岛市国术馆1931—1935年间共举行了3次市考。而国术国考也会促进一些省国术馆的创办，如两广国术馆就是在中央国术馆第一届国术考试后创办的^[18]101。为提高考生学科水平以应对国术考试，各级国术馆还开展针对性训练，如北平市国术馆特设“考生训练班”，河南省国术馆开设“武士班”等^[20]。

在国术馆各类学员招生中，通过招生考试获得受教育权有别于师徒传承的门户制度，相较于家传、族传、宗传极大拓展了武术传播范围。国术馆开设的武术教育还突破了学校武术教育学习时间、空间、方式上的制度性约束，教育形式多样。如湖南省国术馆开设有男子师范班、女子师范班、特别班、高级研究班。其中特别班又分民众班、妇女班、儿童班等。民众班学生可自由选择学习时间，特别班“各机关各团体各学校人员及本市驻防各军队集合二十以上为一组，约定时间由本所派教官前往教授”^[18]49。国术考试迥异于传统的选拔模式，这种新的教育考试制度能够将“普遍的”“无定的”个人系属群体，使他们行为相互一致^[21]。

在内外交困的环境下，武术失语，拳勇之技不再“武而优则仕”。武人群体只有通过国术考试获得政治、经济、教育的权利，才能在国族建构中发挥作用。从国术国考委员会人员组成看，国术考试高度贯彻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思想，因而选拔出的武术人才也贴合了南京国民政府的精英政治需要，在少数武术精英的领导下，通过对现有武术资源的把控，以国家主导形式来实现武术发展。

4 借助空间塑造与话语表达实现国家认同

空间的命名是一种观念、意识对空间进行控制的体现。南京国民政府要在普通民众中实现国家认同，必须对系列活动中的空间进行“控制”，对原有空间进行意义重构^[22]。国术考试也不例外。武术易名、习武场地命名为国术馆，便是国家意志的体现。国术考试的空间塑造由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以及中央国术馆、各级国术馆通过设定的仪式操演、考场布置来实现，而在此空间中政府要员的话语规训则对考生建立国家认同发挥着更为直接的影响。因此，国术考试承载着鲜明的政治象征意义，武人群体的话语表达也被政治意识所控制。

4.1 仪式操演的空间塑造：表达国家意志

仪式操演的意义是通过庄严的程式化的仪式典礼来激发内心的敬畏。空间塑造彰显政治意图，即南京国民政府通过物质实体的仪式操演和考场布置，传达国家意志。空间塑造包括“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

时间上，精心设计礼制规范。第一届国考仪式典礼的拟剧展演共有15项：“1.开会；2.升旗；3.奏乐；4.向党国旗和总理遗像行最敬礼；5.主席恭读总理遗嘱；6.主席报告国考宗旨及筹备经过；7.中央党部代表训词；8.国民政府代表训词；9.总司令部代表训词；10.本馆理事训词；11.主席致答词；12.奏乐；13.摄影；14.奏乐；15.礼成。”^[23]在对试前后，考生都要向“国旗及总理遗像行一鞠躬礼”。

空间上，目之所及均是政治符号。第一届国术国考在南京公共体育场举行，中央为正方形的演武台，两旁陈列各种兵器，设置有“民族席”“民权席”“民生席”，三席的设置强化了国家意志。入场对联为“术有师承凤虎云龙瞻手段，人以类聚海天河岳见心胸”，横批为“国术重光”。场内的对联是谭延闿题写的“角艺集金陵，共显男儿好身手；量才归玉尺，要看磨炼出精神”，横批是张之江所提“强国雪耻基于此举”与戴季陶所提“保种救国”。四周悬挂李济深的“大显好身手，始见真功夫”，杨树庄的“奋扬国光”等^[23]。

仪式操演的空间塑造是意识形态和政治权力的嵌入，升旗、奏乐、向总理遗像敬礼、宣读遗嘱等都是一种政治仪式。国旗是国家的象征，升旗仪式是国家认同的有力手段，孙中山是政治文化符号，总理遗嘱被南京国民政府视为合法统治的证明。人们通过参与这种政治仪式能够把抽象概念具体化，体会庄严感和敬畏感，唤起共同的情感反应，产生“强种”“御侮”“雪耻”的责任与担当。

4.2 国家在场的话语表达：宣扬精神共同体

“政治仪式是一种权力的实践，国家通过它可以向社会成员传播官方话语，影响人的价值观念，这是国家力量向民间社会渗透政治意识的重要方式。”^[24]国术考试是国家政治的一种权力实践，军界、政界、教育界通过开幕式的演讲以及对国术考试的宣传报道向民众宣扬精神共同体。

在第一届国考开幕式中，有考试委员长、中央党部代表、南京国民政府主席、南京国民政府代表、总司令部代表、军政部长的演讲^[25]。考试委员长张之江指出：“身强而后种强，种强而后国强，国强而后无外侮，所以比试图强，为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之基本。”中央党部代表戴季陶指出：“今天国术馆考试，是民国建国以来之伟大事业。自此以后，中国国民，人人知道要锻炼身体，人民一个比一个强，国家要一天比一天强，中国人民才能生存于世界。”南京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指出：“中央考试国术，适逢政府改组之初，亦即今日新政府视事后，所做之第一件，已占政治史上之第一页，为民族尚武救国之新气象。”南京国民政府代表李济深指出：“倘民众皆知国术，锻炼身体，无人不强壮，无人不英武，则无土地者可以寻找土地，无主权者可以寻找主权，各国何以强盛，皆民强也。”总司令部代表何应钦指出：“昔军校招生考试，检验体格，一百人只三十人合格······应速提倡体育、注重国术，以建立强有力量之新国家”；军政部长冯玉祥指出：“体力孱弱，已不能与人平等。体力不平等，自然受人欺负，吾人急应自图强健，就是为国图强。”种种言论，虽角度不同，但主旨一致，均在阐述武术与国家强盛之间的内在关系。

此外，赠词赠联、宣传标语也是宣扬精神共同体的手段。第一届国术国考各界人士和政府、团体纷纷赠词赠联，前者如李烈钧、阎锡山、李宗仁、李济深、孔祥熙等，后者如南京国民政府委员会、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外交部、江苏省政府、湖北省政府、禁烟委员会、南京总商会、上海中华体育会、上海精武体育会、南京基督教女子青年会等。这些赠词和赠联都是鲜明的政治话语。第二届国术考试的宣传标语再次强化了武术与国家的关系：“国考是旌表我们民族任侠武勇的精神”“国考是用国家的力量来增进全民国术化”“提倡国术足以洗除东亚病夫的奇耻”“国考就是预备打倒侵略我们的帝国主义”等。

国术考试是国家在场的话语表达，目的是实现全民武化，选拔的人才服从党国命令。国术考试旨在“遵照总理‘共同努力’的遗嘱，有坚固的团结······为国雪耻”^[26]。张之江在第二届国术考试时再次强调：“考试为国家、为民族来图强雪耻。”^[27]这成为维护民族团结的信仰，在不断重复表达中强化考生为国为民图强雪耻的使命感。如此一来，国民与国家形成精神共同体，以便全力维护国家的话语表达和价值诉求。

4.3 政治规训：培植国家认同的内核

国家认同是个体对自身国民身份的认可，以及在国家安全、稳定和发展方面所表现出的支持性的态度和行为取向^[28]。国家认同是国家和个体间的双向建构，但也需要国家对民众进行有意识的培植。

国术考试体现着政治意识和政治规训，是国家和个体间构建国家认同的有效手段，即国家通过国术考试将国家认同嵌入到个体或集体的价值理念中。国术考试采用从地方到中央的逐级选拔模式，各级考生须由政府保举选送才可参加考试。另外，因在外地机关服务未归籍者，可就近由各级考试委员会审查，审查通过才能参加各级考试。各级国术考试皆有相应级别的政府参与，形成了自上而下层层节制的垂直管理系统，此举是加强中央集权和国家政治统一的有效手段，“由于有官方背景，国术考试无疑具备了某些权威性，能被录取的考生，等于具备了官方认可的资格。”^[29]张之江特别强调国术考试的意义在于“提高国术同志的身份和地位”^[30]，而身份地位的获得必然促使武人群体对国家表示出“支持性态度”。

国考是国术最高级别的考试，是国家考试制度的组成部分，具有国家大典之性质^[31]。“国民政府对于总理五权宪法中之考试制度，奉行不遗余力，于是县长区长局长及各种主任等，都须经考试录取后任用，国术考试亦为甄拔武艺人才一种。”^[32]国术考试的资格审查、保举选送、选拔考试、录取、任用等流程，都是在促使考生从政治、教育、文化上加强对国家的认同。而认同感的建立又进一步促进了民众积极参与国术考试，除各级国术馆派送国术考生外，体育组织也积极参与其中，如上海精武体育会。另外，在第一届国术国考学科考试中，出现“何谓三民主义试略之”；在第二届国考中，党义试题为“国民革命的目的是什么？”“三民主义是什么？”这些考试内容实际上就是党化考试，能够对应试者进行有效的政治考察与规训。概言之，国术考试展现了践行国家意志的过程。

5 结束语

在古与今、中与西的双重语境中，国术考试传承了传统武举制选拔体系，借鉴了西方竞赛体育规则，采用了中西结合的多学科考试方式。国术考试的历史性、时代性、进步性使其在国族建构中具备了正当性。国术考试作为武术抡才大典，为游走于国家社会边缘的武人群体构建了政治、经济、教育上的话语，使其得以参与到国族建构之中。南京国民政府以国族高度来推行武术发展，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由国术国考延展出的各类国术考试，成为南京国民政府嵌入国家认同的重要手段。利用仪式操演的空间塑造、国家在场的话语表达、政治规训等手段，国术考试的政治隐喻得以体现。南京国民政府通过国术考试选拔武术人才的方式是有效的，国术考试、竞赛等对现代武术考试和武术竞赛的成熟影响深远。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