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引言

政策受众是指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与政策执行者进行政策调整和信息交流的非官方参与者^[1]。其对特定公共政策在认知基础上形成的满意与否的心理感受以及相应的支持或反对、顺从或不顺从的心理倾向构成了政策态度。依据萨巴蒂尔和马兹曼尼安的政策执行综合模型，政策能否有效执行，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政策受众的态度^[2]。体育企业是体育产业政策受众的核心，掌握其态度反馈，有利于了解体育产业政策执行的效果，进而更有针对性地完善政策措施。因此，在体育产业政策执行中，获得体育企业的支持与肯定，达成政策共识，形成积极的政策态度是提高体育产业政策有效性的关键。

学界目前关于体育产业政策的研究，集中在决策者和执行者的作用及其动态整合作用^[3]、政策本身的问题^[4]以及政策环境的影响^[5]，缺少对政策受众（体育企业）的研究。因此，通过问卷调查分析我国体育企业对体育产业政策的态度以及影响因素，为促进体育企业对体育产业政策的认同与顺从提供理论借鉴，也为完善和落实我国体育产业政策提供参考。

1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体育产业政策态度，是体育企业对体育产业政策的主观评价和行为意向，包含认知、情感和行为倾向三部分。具体而言，认知是指受众对政策内容、执行及效果的期望和价值判断; 情感是指受众回应政策的内在动力或者心理梗阻，表现为满意或不满意、认同或不认同等; 行为倾向是指受众对政策相关规定、标准可能采取的行为反应，表现为顺从或不顺从等。它们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系统（图1）。通过态度测量可以推断受众行为，预测受众需求，有助于实现受众利益细分，制定合理的利益调适策略。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受众对政策内容的认知与政策满意度显著正相关;

H2:受众对政策执行的认知与政策满意度显著正相关;

H3:受众对政策效果的认知与政策满意度显著正相关;

H4:受众对政策的满意度与受众的顺从行为显著正相关;

2 研究设计

2.1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采用立意抽样的方法，面向各地市体育企业进行线上问卷调查。回收问卷217份，剔除无效 3份，实际有效214份，有效率达到98.6%。样本调查区域覆盖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包括2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基本涵盖了我国设立体育产业引导资金制度以及体育产业发展水平较高的省份，样本选取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表1中可以看出，私营企业占比接近75%，国有企业占12.62%。行业范畴中，体育服务高达 68.22%，体育用品及相关产品制造占 20.09%，体育场地设施建设占 11.68%。企业规模调查样本集中于中小型体育企业，其中，小型企业（11~100人）的比例达到48.13%。由此可见，调查样本在所有制类型、行业范畴以及企业规模方面与国家体育产业调查统计的分布情况基本一致。

注:所有制类型中 “其他”包括股份制企业、有限合伙企业、联营企业、个人独资企业和股份合作企业。差异性检验是指体育产业政策态度在不同类型体育企业间的差异，研究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p>0.05说明差异不显著。

2.2 变量测度

调查问卷主要关注中国体育企业对体育产业政策执行的情感认知和行为倾向，同时也涉及体育企业发展困境和政策诉求等内容。为满足实际的研究需求和减少问卷调查的固有缺陷，参考了态度理论、政策执行理论和其他政策研究领域的相关问卷^[6]，在问题设置上尽量做到可比。此外，课题组广泛征求学者、专家和体育经营者的意见，根据其修改建议形成调查问卷（表2）。其中，各变量的测量题项均采用Likert-5点量表，从 “1-完全不符合”到 “5-完全符合”。

3 数据分析与结果

3.1 信度和效度检验

3.1.1 信度检验

信度分析是测验量表工具结果稳定性和一致性的检验方法，包括组合信度和内部一致性。其中，组合信度使用CR 值进行检验，内部一致性使用 Cronbach’s α 系数进行检验。表3 显示，所有潜在变量的CR 值均高于0.8，符合Fornell 等人提出的组合信度大于0.6的标准^[7]，说明具有较好的组合信度; 各潜变量的α 值均大于 0.8，说明各维度均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符合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的条件。

注:***代表p 值小于0.01（下同）; “—”是由于结构方程模型路径分析的一组观测变量中默认一条路径系数为1，因此没有显著性数值。

3.1.2 效度检验

研究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进行效度检验，包括聚合效度和区分效度。根据 Kaiser的建议，使用适切性量数（KMO）值来判断是否适合进行因子分析，本研究中 KMO 值为0.955，大于 0.5，说明可以进行因子分析。

（1）聚合效度的验证。表3显示了各个测量题项的因素负荷量，20个测量题项的因素负荷量均大于 0.6，所有潜变量的平均提取方差值（AVE）均大于0.6，符合 Hair等人^[8]的标准: 因素负荷量>0.5，AVE>0.5，说明问卷的聚合效度较好。

（2）区分效度的验证。由表4可知，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p<0.01），相关系数均小于所对应的 AVE的平方根，说明它们之间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并且彼此之间有一定的区分度，这符合测量模型区分效度的要求。

注:对角线数值为AVE。

3.2 假设检验

本研究运用结构方程建模技术进行假设检验。良好的模型拟合度指标是分析结构方程模型的必要条件^[9]，也表示SEM 理论模型矩阵与样本矩阵接近。一般认为，卡方/自由度的值小于3说明拟合度好，RMSEA 的值小于0.08表示拟合较好，CFI、NFI及IFI 的值大于0.90表示拟合度好。 GFI和AGFI评价模型的绝对合适度，差值小表示模型中的不显著路径较少。PNFI 和PGFI 反映模型的节约拟合度，避免自由度较少的复杂模型^[10]。如图2所示，卡方/自由度=2.265，RMSEA=0.077，CFI、NFI 及IFI 值均超过0.9，说明调查数据与结构方程模型拟合较好。GFI 和 AGFI的差异只有0.047，表明结构模型中假设路径的显著性差异很小。PNFI 和PGFI 值均超过 0.5，说明该模型符合简约原则。

表5统计数据显示，结构变量间均呈正向影响关系，其中三组影响关系显著，一组影响关系不显著。经过对数据的解析，得出以下有效结论。

（1）政策内容认知（0.060，p>0.1）对政策满意度的影响不显著，假设 H1没有得到数据的支持。通常认为，政策的传播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内容的科学性、适用性和合理性。只有当受众充分理解和接受政策的内容，才能实现政策制定的目的和初衷^[11]。但调查发现，政策内容质量几乎不会影响企业的政策态度。部分体育企业表示只关心与自身利益相关的条款; 另有企业表示，他们真正需要的是便捷、清晰的操作方案或者行动指南，而不是笼统、宏观的文字材料。因此，地方政府应该进一步加强配套政策体系的建设，使政策内容更具体、科学。

（2）政策执行认知（0.232，p<0.1）显著影响政策满意度，假设 H2得到数据的支持。政策执行认知是受众在顺从政策安排的情况下，通过亲身的服务体验和环境氛围的感知而对政策执行过程形成的认识。从受众角度看，体育企业在申报、评审及执行合约等环节所需的时间和成本，影响着企业的政策认同和顺从程度。从模型结果看，“责任感”和 “服务意识”的解释力都达到0.93，表明这是企业较为重视的因素。由此，政策执行者有必要增强自身工作责任感和树立 “政策受众” 的服务意识，以满足企业需求作为政策执行环境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3）政策效果认知（0.703，p<0.01）显著影响政策满意度，假设 H3得到数据的支持。罗伯特·达尔认为，公民参与政治（政策）和公共事务管理的积极性主要来自于个人对政治（政策）的评价或理解基础上的信心和认同^[12]。可见，当体育企业基于政策效果认知冲突而对体育产业政策评价不高或信息不足时就无法接受并顺从政策安排。模型显示，体育产业政策效果认知冲突中 “政策公平”的解释力最高，说明体育企业对政策的公平性认知已经超越了对政策益损的价值判断，是影响政策态度的关键因素。

（4）政策满意度（0.672，p<0.01）显著影响政策行为，假设 H4得到数据的支持。个体对一项政策执行的满意度与其对政策的持续响应程度呈正相关。但从个人层面来看，满意度存在边际效用递减规律。跨期选择理论指出，人们在当期消费和远期消费之间选择时，出于时间折扣的考虑会更倾向于前者^[13]。所以体育产业政策的制定者要注重与体育企业的沟通交流，了解他们的需求变化，及时更新政策内容，进而实现政策满意度持续提升。从政策层面来看，体育企业对政府的信任程度会影响满意度。模型显示，政策行为方差变异中 “越轨行为”的解释力最高，说明政策执行中存在部分隐蔽违规行为，而一些企业也愿意冒风险去获取这样的利益。长此以往，政府信任受损，进而会导致体育企业在潜意识里对政府制定的政策持怀疑态度。

注:*代表p 值小于0.1。

4 讨论

4.1 体育产业政策态度的总体情况

表6显示，样本的政策态度总得分均值为 73.98，超过问卷自身均值（50）。政策态度所有问题平均得分为 3.7，超过问卷自身均值（2.5），表明样本企业的政策态度总体呈积极倾向。同时，样本各维度得分均值均大于各维度自身均值。其中政策认知包含 12 个问题，总分 60，该样本维度得分均值43.84，大于维度自身均值（30）; 政策满意度包含 3 个问题，总分 15，该样本维度得分均值10.85，大于维度自身均值（7.5）; 政策行为包含5个问题，总分25，该样本维度得分均值19.29，大于维度自身均值（17.5）。且样本各维度平均得分都在2.5以上，表明体育产业政策态度各维度均呈现积极倾向。

4.2 体育产业政策态度反馈分述

多数体育企业虽然表现出积极的政策态度，但在政策的不同层面上也有不同的看法。依据表6，从体育企业对体育产业政策的认知和行为倾向中，总结了以下三方面的态度反馈。

4.2.1 对政策制定层面的态度反馈

（1）政策措施可操作性不强。由表7可知，39.7%的体育企业认为，体育产业政策的可行性一般。调查发现，部分体育企业曾有意愿申报政府扶持资金，但缺少具体的操作流程只能望而止步。这说明，政策缺少配套的实施办法，相关部门的宣传力度不够。

（2）政策趋同现象依然存在。近半数体育企业认为，政策制定者在政策的制定过程中，缺乏与他们的沟通交流，致使政策内容不能很好地贴合他们的实际需求^[14]。对比发现，部分地方体育产业政策制定思路、政策内容机械照搬、相互抄袭的现象依旧存在，揭示了产业政策对区域个性化产业发展需求的回应性不足; 从产业发展绩效看，死板的政策措施会限制消费群体和辐射范围，导致资源浪费，降低产业发展效率，不利于提升区域体育产业的整体竞争力^[15]。

4.2.2 对政策执行层面的态度反馈

（1）敷衍式执行。即简单机械地执行政策，缺乏因时因地制宜，导致政策失去了应有的效果和意义。主要原因是政策执行者素质不高，难以参透政策核心精神，欠缺对配套政策的考虑; 体育相关部门专业人才紧缺，且人才激励机制不完善，以致政策执行不到位以及责任感偏低。表7 显示，45.9%的体育企业认为政策执行者责任感不高，44%的体育企业认为其服务意识不强。

（2）产业信息不对称。调查显示，40.7% 的体育企业认为当地体育产业政策披露的产业信息中存在不对称现象。目前，地方体育产业缺乏可利用的数据平台，导致无法及时有效地向政府及企业提供产业信息; 且数据统计工作仍主要依赖统计部门，不利于体育产业政策对市场状况的真实反映。此外，部分地区存在政策垄断。地方政府为加快体育产业发展，将有限的资源优先投入国有系统或者政府意定的社会组织，中小型体育企业在政策信息获取上明显滞后，无法全面共享信息资源。这可能引发体育产业政策具体内容出现偏差，对市场和企业发展造成负面影响。

（3）政策宣传环境有待改善。政策传播机制的有效性直接影响政策的宣传效果。调查发现，49.5%的企业认为当地政府对政策的宣传力度不大，体育产业政策传播过程中存在一些障碍，需要进一步营造良好的宣传环境。一方面，他们认为当地政策执行者对政策的认识理解不充分，缺乏合适、有效的传播方式和媒介，导致政策传播效率低下。另一方面，我国体育产业政策传播局限于传统媒体，忽视了受众、内容和媒介的适应性。与此同时，在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影响下，媒体的商业属性日益明显，它们更加关注自我发展和经济利益，忽视政策传播。

4.2.3 对受众利益层面的态度反馈

主要表现为受众参与机制不完善。政策制定、实施与改进的过程实质上是利益分配的博弈，而受众参与机制不完善会导致利益不均，影响政策的公平性和有效性。调查发现，51.9%的体育企业承认当地存在越轨行为，认为政策制定和实施有失公平; 35.5%的企业对效益的期望值较低。具体表现为:参与到政策各阶段的企业主要由当地体育行政部门自主选择，存在着主观性和片面性。体育产业扶持项目的推荐和审批需要经过多道程序，部分地方部门根据自身需求内定申报项目和企业，过程流于形式，致使其他企业浪费大量的人力、精力和时间成本。

4.3 影响体育产业政策态度的因素

4.3.1 政策文本的科学性

目前体育政策文本还存在一些缺陷。首先，政策缺乏明晰性，即政策内容与目标的表述不够清楚。政策目标必须明确阶段性的任务，将发展目标量化并结合地区资源禀赋提出有针对性的举措和评估反馈，才能为政策执行者提供引导^[16]。但由于缺乏系统的体育产业统计制度，多数地区体育产业政策对于发展目标没有清晰的量化表述。例如，很多政策目标中采用 “扶持一批” “培育一批”“着力提升”等模糊词汇。表明政策制定者未能对当地体育产业发展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查了解，不能科学制定体育产业发展目标。此外，像 “有条件”“支持”“鼓励”等弹性过大的抽象表述，也容易使政策执行主体感到困惑，易导致政策执行出现异化。其次，政策缺乏调适性，即政策目标或政策规定过于僵化，不能依据情势的变化及时做出调整。在我国，中央政府会对地方政府行为进行调控，通过压力传导和自上而下的方式推动政策实施，体育产业政策也不例外。事实上，这种主要依靠公权力而进行 “行政发包”的手段造成了体育产业政策执行体制封闭，即基层政策执行者只是执行上级命令，信息沟通是自上而下的单向流动。而政策制定者无法得到基层执行者的有效反馈，不能对政策措施做出及时的调整，难以适应体育企业的需求变化，便会影响体育企业对政策的认同与顺从。

4.3.2 政策执行者的责任感

沙夫里莎指出，政府人员在塑造政府形象和提升服务质量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17]。如果受众（体育企业）发现政策执行者存在工作散漫、精神不振、不负责任等问题时，就会对他们丧失信任感。而信任感是影响政策被认同乃至被接受的关键因素^[18]。因为通过泛化机制，执行者的不信任感会向其所传递的政策信息投射，诱发非常规性质的逆向反应，产生对公共政策本身的怀疑和抵触心理，形成不顺从的政策态度^[2]。因此，如何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以保持政策执行者高昂的工作热情、良好的服务意识和责任感，考验着政府的执政理念和政治智慧。

4.3.3 政策受众的利益权衡

政策本质上是对社会利益结构的规范，政策执行的最终结果就是对利益的分配与调整^[19]。在有限资源的环境中，体育产业政策对利益的确认或调整不可能使所有受众均获得绝对益处，部分企业的获利与另一部分企业的无益乃至受损总是相伴而生的，利益冲突也就无可避免。对利益受损者来说，对政策采取不顺从的态度也就成为他们本能的首选。但是若将其作为政策执行主体出于自身利益考量而聊以塞责、敷衍执行的正当理由，久而久之，体育企业之间的利益冲突必将导致体育产业政策执行失真。

4.3.4 政策监管机制的完善程度

完善的监管机制是政策执行的重要保障，其中体育产业引导资金的执行必须依赖一定制度框架的监管，它是维护政策公平、公正，保持体育企业积极政策态度的重要环节。当前，体育产业政策中设置的责任追究机制还不健全，政策更多的是表现政策执行者的主观意志，执行者自由裁量权过大，导致政策公平性受损。同时，体育产业政策执行中的监管机制仍不合理，从考核方式来看，多数省份采取以检查、抽查、项目汇报材料为主的监管方式，内含形式化成份较多，忽视了不同受众对政策执行的态度反馈。所以，监管机制的不完善，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越轨行为的滋生，也造成了体育企业对体育产业政策执行的不满或者 “不领情”的态度。

5 体育产业政策态度调适策略

体育企业在各环节中的切实体验，直接影响其对体育产业政策的态度。因此，有必要建立 “政策受众”视角，更加客观评价体育产业政策执行，并提出针对性的改善建议。

5.1 把满足受众需求作为政策制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体育产业政策的制定要以满足受众（即体育企业）利益需求和促进体育产业发展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所以其内容必然要反映受众需求。但受众需求不尽相同，有些需要资金支持，有些需要技术和人才支持，有些期待得到相关行业组织的帮助。因此，要站在体育企业的立场，深度剖析其需求，了解其需求背后的经济、社会、环境等方面的因素，有针对性地制定政策。具体可以通过与企业代表、商会、行业协会等进行对话和调研，以确保政策制定基于真实需求。

5.2 把建设现代服务型政府作为政策评价的内在标准

评估政策是否符合现代服务型政府的要求，需要综合考虑政府服务效能、公众满意度、创新能力以及透明度和问责机制等方面。具体而言，一是评价政策是否能够提高政府服务的质量和效率。如能否简化行政程序、提高办事效率、提供高质量的公共服务等。二是评价政策是否能够满足公众需求。即能否改善公众的生活质量、提高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和满意度。三是评价政策是否能够促进政府的创新能力。即政府能否采取创新的方式来解决社会问题、提供公共服务，能否借助科技创新、数据分析等手段来提升治理能力。四是评价政策是否能够增强政府的透明度和完善问责机制。即能否通过加强信息公开、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加强对政府部门和官员的问责，以提升政府的透明度和问责能力。

5.3 把完善制度规矩作为受众利益的有效保障

从政策受众角度促进政策执行环境建设，要做好四个方面的制度保障工作。一是适度减少政策执行者的裁量权，取消非行政许可审批，以消除各类潜规则和隐性障碍。二是明确政策执行的责任主体，避免职能交叉和推诿。同时，建立健全监督和问责机制，对违法违规行为进行严肃处理。加强对行政机关、公共机构和公共服务提供者的监督，严格落实责任，确保规章制度的执行和落实。三是鼓励公众参与政策的制定、决策和监督，提高民众的话语权和参与度。建立健全听取意见、接受投诉和反馈的机制，及时解决公众关切的问题，保障受众的合法权益。四是加强公务员教育培训，提高其业务水平和服务意识。建立激励机制，激发其工作积极性和创新精神，提升工作质量和效率。

5.4 把优化法治环境作为政策实施的底线要求

政府部门要加强法治建设，摒弃经济运行的 “潜规则”和 “暗箱操作”，让各类体育企业有平等的机会和权利享受政策红利。加强政府信息公开，提供便捷的渠道和途径，让受众了解政策制定的过程和结果。清除政策执行障碍，凡是法律法规未明确禁止的事项，应当允许市场主体参与。已经向外资开放或承诺开放的领域，也应当向民间资本开放，清除民间资本公开进入和竞争的各种障碍。同时，引导体育企业依法经营、诚信经营，对失信者要 “一处失信、处处受限”，让守信者越来越便利; 坚持培养法治思维，弘扬法治文化，守住政策底线，推动全社会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了事靠法的良好氛围。

6 结束语

随着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体育产业也面临着动力、结构和政策环境转换所带来的挑战。要实现体育产业政策发展目标，地方政府应尽快完善体育产业政策工具体系，推动政策有效落地。本文从政策受众的视角出发，探究了体育产业政策的执行效果，并通过体育企业对 “体育产业引导资金”这一政策工具的态度反馈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虽有一些新发现，但也存在不足，比如不同政策受众对不同政策工具的态度不同，研究只是针对有代表性的进行分析，全面性有待提升。未来研究将进一步扩大调查样本，细化体育产业政策受众，针对不同政策工具的执行效果进行分析，为优化我国体育产业政策评估机制提出更全面、更科学的政策建议。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