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自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并贯彻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来，社会各领域积极响应，借助自身特色为乡村振兴贡献力量。在体育领域，各级政府在 《乡村振兴促进法》和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 等法律政策指引下，积极推动乡村传统产业与体育的跨界融合，创造出体育旅游、民俗传统体育研学基地等具有地方特色的新模式^[1]。同时，学界围绕体育精准扶贫^[2]、农村公共体育服务供给^[3]、传统体育文化发展^[4]等方面展开了深入研究，取得了丰富的理论成果。近年来，随着体育强国、全民健身战略的深入实施，以马拉松、篮球联赛为代表的群众体育赛事蓬勃发展。据统计，2022 年国内马拉松赛事数量高达 188 场; 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在全国50余座城市举办了街头篮球系列赛，参赛人数超过10万; 在 “全民健身日”期间，全国共举办了4000余场群众体育赛事活动，覆盖31个省区市，实现了全年龄段、全项目的覆盖。鉴于群众体育赛事的广泛普及和高参与度，以及其促进经济增长、助力乡村治理的社会功能，《关于推进 “十四五”农民体育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将群众体育赛事确定为助推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明确提出要围绕乡村发展、乡村建设和乡村治理，定期举办具有农耕农趣农味的体育赛事活动^[5]。本研究科学界定乡村特定场域下的群众体育赛事概念，分析其类别及功能，审视其在赋能乡村振兴过程中面临的实际问题，旨在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有效对策。

1 群众体育赛事概述

厘清群众体育赛事的概念，是梳理其赋能乡村振兴逻辑理路的前提。群众体育赛事赋能乡村振兴，不应仅停留在 “振兴” 的字面上，而应当结合乡村振兴的总体目标，系统分析乡村地域特色，对群众体育项目进行具体分类，从而更有效地推动乡村振兴事业的发展。从宏观角度看，群众体育赛事作为乡村体育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经济功能对于吸纳地域性劳动力、推动乡村产业振兴具有重要意义。同时，群众体育赛事所带来的人才、文化、组织、生态等多方面的辐射效应，也为乡村振兴的全面推进奠定了坚实基础^[6]。从微观角度看，群众体育赛事是由 “群众体育” 和 “赛事”两个概念组成的。其中，“群众体育”是指以满足人民群众身体健身需求为目的的体育活动，它既包括篮球、足球、羽毛球等西方竞技体育项目，也包括舞龙舞狮、武术、太极拳等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这两类项目虽起源不同，但在国家体育发展战略和体育消费市场的推动下，呈现出协同发展的态势。特别是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其地缘性、历史性和文化性等特点与国家关于乡村发展的战略部署高度契合，譬如 《“十四五” 文化发展规划》 强调，要推动优质公共文化资源向农村地区、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倾斜······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7]。 《意见》指出，加强传统体育项目保护利用和传承，扶持推广龙舟、健身气功等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等^[5]。而 “赛事” 则是指具有一定规模，集运营、策划等环节为一体的专业性服务平台。综上，本文将群众体育赛事定义为:以群众广泛参与为基础，以乡村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和文化为主导，因地制宜展开的具有一定组织性、规模性和专业性的体育赛事活动。

2 群众体育赛事赋能乡村振兴的逻辑理路

2.1 以制度为框架，规范基层体育组织治理

2023年1月，《关于做好2023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对乡村发展、乡村建设和乡村治理等提出了明确要求。群众体育赛事赋能乡村振兴，需不断完善乡村治理机制，探索出符合乡村实际的治理体系。其中，基层体育组织的治理尤为重要，其不仅承担着开展乡村体育活动、提供体育指导、举办竞赛活动等职责，还扮演着促进群众间沟通交流、增强群众凝聚力和向心力的桥梁纽带角色^[8]。群众体育赛事成为规范基层体育组织治理的重要抓手。

首先，有助于健全乡村基层体育组织的运行机制。基层体育组织作为体育社会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乡村公共服务的基本范畴，在推动基层体育发展、促进全民健身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部分地区的基层体育组织数量不足。群众体育赛事的举办需要当地基层体育组织在赛事筹备、宣传、动员等环节积极参与和配合。随着群众体育赛事影响力的扩大，更多的社会力量和资本会关注并投入到基层体育组织的发展中。这不仅有助于基层体育组织的发展壮大，还能进一步提升乡村地区的体育服务水平。以广东省为例，2023年该省举办了近600项乡村群众体育赛事，促进了50余个基层体育组织的创建。在数量增加的基础上，基层体育组织的 “品质”提升成为补齐乡村体育短板的关键。根据 《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要积极推进政社分开、管办分离，让市场在承办群众体育赛事过程中发挥决定性。基层体育组织与体育市场专业力量的协同配合，不仅提升了赛事的品质，还为基层体育组织带来了宝贵的经验和资源，实现了体育市场专业力量对基层体育组织的帮扶，如体育赛事公司的运营指导、体育专家的专业赛事指导和解说等。

其次，有助于明确基层体育组织中以群众为主体的多元治理主体体系。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积极发展基层民主。举办群众体育赛事可以充分发挥群众的主体地位和积极性，促进基层体育组织的自治和自我发展。相关政策为群众体育赛事的举办提供了有力支持，强调以群众需求为导向的赛事组织原则。例如，《关于举办全国和美乡村篮球大赛（村 BA）的通知》明确指出要坚持农民为主体、尊重群众意愿的办赛原则。实践中，具有多年历史的贵州榕江县 “村 BA” 和 “村超”活动，其参与主体均为来自村庄各行各业的村民; 村委文化工作站积极听取群众意见，根据村民需求安排赛事、设置奖品。

2.2 以经济为驱动，助推产业创新升级

当前，我国农村已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目标，通过脱贫攻坚解决了农村绝对贫困问题，“三农”工作的重心战略性地转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因此农村地区既要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稳固农产品供应链，也要积极激活产业属性，推动产业融合创新，以促进乡村经济高质量发展。群众体育赛事赋能乡村振兴的关键在于利用赛事自身的经济属性 “以点带面”，助推乡村产业发展。

首先，发挥赛事效应，促进农村经济增长和农民增收。例如，岑巩县通过举办 “乡村篮球运动会”等活动，实现了旅游综合消费2.33亿元; 台江县则借助 “村 BA”赛事，实现了旅游收入 5000余万元，其中村民自产的农产品和少数民族服装也得以畅销。其次，有助于打造 “体育+”产业融合发展模式。这种模式是在 “+体育”产业发展模式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挥体育的主导作用，促使产业由 “输血式”向 “造血式” 转变。群众体育赛事下乡，不仅挖掘了乡村的传统体育、民俗文化、自然环境等资源，拓宽了乡村产业面，还提升了乡村体育产业的聚集效应和经济溢出效应，有利于吸引人才回流、扩大消费需求，打造出具有地区特色的体育品牌。例如，广州市番禺区洛浦街上漖村凭借千百年积淀的 “龙舟基因”，打造了龙舟制造的 “百年老字号”。最后，有助于实现产业数字化创新。数字兴农既是建设数字中国的战略需求，也是促进乡村产业转型的现实需求。然而，当前乡村社会数字化转型相较于其他领域仍存在一定的滞后性，这导致乡村传统产业创新乏力，村民生活质量提升缓慢。群众体育赛事借助数字媒介平台进行赛事宣传、地区文旅宣传等，不仅提高了乡村的知名度和吸引力，还促使乡村打造集文、旅、康、养为一体的产业发展模式。同时，群众体育赛事将乡村养殖业、种植业等传统产业与数字技术相融合，拓宽了乡村产业的边界，促进了农民收入增长。利用数字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开发，延伸了产业链，逐步实现了乡村产业的数字化转型^[9]。以榕江县为例，该县借助 “村超”赛事，成功打造了 “互联网+”农产品出村进城工程。该县运营了1.2万多个新媒体账号和2200余个直播团队，实现了1000余万的农业网络销售总额。

2.3 以文化为本位，传承文化特色内涵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随着城乡人口流动的加剧，原先建立在宗亲、地缘、血缘基础上的乡村社会关系受到冲击，乡村逐渐呈现出 “半熟人”社会态势，村民关系也日益 “原子化”。因此，乡村精神文明建设成为当前亟需解决的重点问题。乡村体育文化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体现了民族体育、民间体育、民俗体育在特定区域内的共生与发展^[10]。乡村体育也是乡风民约、乡村价值的历史赓续，并成为凝聚乡风文明的重要基础。群众体育赛事作为弘扬传统体育文化的有机载体，在提升村民幸福感、促进邻里关系和睦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首先，有助于盘活乡村传统体育文化资源。 《意见》指出，应将 “深入挖掘乡村体育文化内涵”作为主要任务^[5]。群众体育赛事具有民间性、文化性、趣味性等特点，通过举办以乡村传统体育为主体的群众体育赛事，如麦盖提县举办的帕普孜、萨哈迪等民族传统体育赛事，不仅满足了民众在身体和精神上的需求，还促进了文化认同和民族间的交流融合。此外，在现代性体育为主体的体育赛事中融入乡村传统体育元素，如贵州台江县在 “村 BA”赛事上展示台江特色歌舞、侗族琵琶歌等，不仅展现了当地特色文化，还增进了不同群体对文化的感知与连接、理解和尊重。

其次，提升村民生活幸福感，促进乡风文明建设。乡村体育文化源自于生产劳作、祭祀节庆，与乡村居民的生产生活紧密相连。针对当前城乡经济、文化发展失衡问题，群众体育赛事通过弘扬传统的乡村体育文化，可以进一步提升城乡文化体验感，增强个体文化自信。此外，群众体育赛事项目所蕴含的 “以人为本”“天人合一” “团结友爱”等理念，同人与人之间的道德情感、审美意识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理念相契合，有利于多方位增强乡村凝聚力。例如，湖南道县举办的国家非遗龙船赛，73个村的 4826 名村民参加，身在外地的年轻人也会返乡参赛，不仅传承了龙舟民俗文化，也增强了对家乡的认同感^[11]。

3 群众体育赛事赋能乡村振兴的问题审视

3.1 赛事资本化，惠民利民目标出现扭曲

《2023年群众体育工作要点》明确指出，应 “坚持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和 “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 等重要指导原则^[12]。在江苏、浙江、安徽、贵州等地调研发现，在各地群众体育赛事繁荣发展的进程中，存在部分赛事运作资本化现象，导致群众体育赛事惠民利民的根本目标出现扭曲。

首先，基层职能部门协调性不强。作为政策要求的贯彻者和执行者，体育局、财政局、交通管理局等基层职能部门是确保群众体育赛事顺利开展和发挥社会效益的关键。然而，部分地区的职能部门在贯彻政策时存在一定的问题，主要包括:一是垂直管理中责任缺失。例如，在江苏省 S县，群众体育工作被纳入基层职能部门的业绩考核体系，这导致相关部门在赛事活动的组织和执行过程中，出现了敷衍塞责和层层加码的现象，严重影响了赛事的开展和质量。二是平行管理中权责模糊。群众体育赛事的顺利开展需要体制内部各部门的协同配合，如气象监测、交通管制、医疗保障等。然而，由于各部门之间权责不匹配和信息不对称，导致难以形成合力，影响了赛事的顺利进行。

其次，监督体制缺失。近年来，通过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体育社会组织在群众体育赛事中发挥着显著作用，有效填补了政府和市场的空白^[13]。然而，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和对体育社会组织的放权，部分地区群众体育赛事由于缺乏有效的赛事监督，开始呈现出过度商业化运作态势。例如，D 省某县的群众体育赛事在政府、体育社会组织、市场协同下举办，但由于三者之间缺乏必要的监督，体育社会组织和市场往往以利益为导向，导致办赛经费超标、违规收取门票等现象。

最后，村民主体边缘化。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考察时曾强调，发展乡村产业一定要突出农民的主体地位^[14]。然而，随着体育、金融等企业力量的介入，村民在赛事参与、项目选择、收益分配等方面的话语权逐渐被削弱。这一问题的根源主要有三:一是基层职能部门间的协同性不足以及监督机制的缺失; 二是村民自治机制尚不完善，部分地区群众体育赛事主要由地方政府主导，村两委配合，从赛事规划、赛事筹备、赛事开展到赛事总结均自上至下单向进行，难以回应村民诉求; 三是村民主动参与能力不足，对地方政府和村两委的赛事安排表现出 “被动执行”的态度，缺乏主动性和自我表达的意识。

3.2 产业单一化，经济发展动能难以持续

《关于推进体育助力乡村振兴工作的指导意见》从 “深化体旅农商融合发展” “打造乡村特色户外运动消费场景” “培育乡村体育产业多元化业态”三个维度，对体育助力乡村产业振兴提出了具体要求^[15]。群众体育赛事作为体育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助力乡村产业振兴的关键在于形成经济持续动力。然而，一些地区的群众体育赛事面临诸多困境，严重制约了地区产业的多元化发展。

首先，基础设施短板明显。基础设施的完善是实现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支撑，然而受城乡供给差异、供给结构不合理等因素的影响，当前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仍相对滞后^[16]。体育、医疗、交通等设施共同构成推动群众体育赛事赋能乡村振兴的基础设施体系。然而调研显示，贵州某乡村的群众体育赛事因篮球场地不足、缺乏文化广场、村内公路年久失修等问题而难以顺利开展，其社会效益难以进一步释放。

其次，数字技术难以渗透。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乡村数字化建设为乡村产业融合和投资消费提供了重要支撑。群众体育赛事借助数字技术可以打造产业信息化发展平台，为乡村产业发展注入新活力，如 “体育+制造业” “体育+服务业”等。然而，数字技术在民族地区和边远地区仍未得到广泛普及与应用。一方面，数字信息系统建设不完善，相应的硬件设施如信号基站、网络进户等仍需加强和改进; 另一方面，数字信息库整合不足，目前数字技术仅在一定范围内应用，难以兼顾组织管理、产品服务等方面，数字产业链存在断层，难以满足乡村内外经济流通的需求^[17]。

最后，专项型、复合型人才紧缺。人才是推动乡村振兴事业的重要动力，也是增强乡村内生动力的关键。群众体育赛事赋能乡村振兴作为一项综合性工程，离不开复合型专业人才的支持，如群众体育赛事中的专项体育人才、体旅农商融合中的复合型人才等。然而，在城乡二元差异和乡村人口无序性流动的现实情境下，乡村社会面临吸引人才难、留住人才难的困境，且缺乏较为完善的人才培养体系，导致赛事举办业余化、赛事功效单一化。

3.3 文化抑制化，乡风文明建设受到阻碍

《关于进一步推进移风易俗建设文明乡风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要有效遏制陈规陋习、树立文明新风，不断提升农民精神文明建设水平。 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了农民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性。乡风文明建设的核心是通过文化育人、文化润人，在乡村 “空心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思想的碰撞中，挖掘并传承乡土文明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提升村民文明水平，破除思想上的狭隘主义与懒惰意识^[18]。群众体育赛事作为助推乡风文明建设的重要途径，可以弘扬体育文化，凝聚乡村力量，推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的深度融合。然而，近年来群众体育赛事的开展面临文化底蕴逐渐消解的困境，呈现出 “任务型”的态势。

首先，村民体育锻炼意识普遍薄弱。受客观环境和传统观念的影响，村民对体育的认知与现代社会存在显著差距，例如将田间劳作等同于体育锻炼。这种观念导致村民缺乏科学锻炼的习惯，使群众体育赛事难以深入推广。其次，比赛项目生搬硬套。基于国家政策导向，篮球、足球等群众体育赛事在基层得到广泛开展。然而，部分民族地区乡村在场地不足、村民运动技能欠缺的情况下，仍旧举办这些体育赛事，缺乏对乡村丰富民俗体育项目的深入挖掘，项目文化内涵未得到充分展现，致使赛事陷入 “行政工程”的困境，阻碍了乡风文明的有效凝聚。最后，不良风气滋生。在城乡融合的背景下，乡村社会面临现代文化发展迟滞、传统文化断层等问题，内在风气随之发生变化^[19]。在一些地区，群众体育比赛沦为宗亲、帮派内斗的工具，甚至涉及赌博等违法行为，严重破坏了乡村社会的文化生态。

4 群众体育赛事赋能乡村振兴的推进向路

4.1 权责重构，强化监督，贯彻以人为本办赛方略

受特定社会背景和城乡二元结构差异的影响，群众体育赛事在赋能乡村振兴过程中仍面临行政壁垒，需对职能部门进行权责重构、强化监督，贯彻以人为本的办赛方略，营造良好的政治文化生态。

首先，权责重构。作为一项兼具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重功能的社会活动，群众体育赛事的开展依靠单一职能部门难以发挥全面效应。因此，需对政府职能部门进行机制创新，形成 “条块结合”的协同工作体系。可借鉴湖南 X 县的 “片线结合”模式，即按片区划分管理乡村，明确片长和组员的责任，同时设立综合职能机构以整合 “块块”资源^[20]。这种 “片线结合”模式不仅有助于压实主体责任，还能促进各职能部门间的资源整合与协作，提升工作效率。

其次，强化监督。当前群众体育赛事的开展因监督体系不完善或监督力度不足，导致赛事运作中利益导向现象严重，既影响赛事的正常进行，也扰乱市场秩序。为此，需在 “政府-体育社会组织-市场”三方间建立独立的监督机构，制定监督制度并明确奖惩措施，以规范政府行为和赛事运营秩序。

最后，贯彻以人为本的办赛方略。群众体育赛事的核心思想是 “以人为本”，旨在促进人民群众身体健康，营造浓厚的全民健身氛围。然而，实践中部分地区群众体育赛事的民众参与度不高，供需不符和 “官本位”决策机制限制了村民的参与意愿^[21]。为解决这些问题，一是要建立健全以村两委为核心的民主协商制度，确保赛事选址、筹办、开展等环节充分听取群众意见，实现赛事为民、成果惠民。如浙江衢州田蓬村 “相约议事”实践为建立乡村协商民主模式提供了推进动力。二是结合 “片线结合”模式，各片区应加大赛事宣传力度，鼓励群众参与，并提供必要的项目技能和产业能力培训，提升村民的获得感和认同感。

4.2 配足设施，技术嵌入，构建人才兴业发展体系

基础设施的完善是实现乡村振兴和乡村现代化的基石，也是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关键。鉴于我国农村地域辽阔、发展水平各异。基础设施建设需精准对接需求，促进农村高质量发展^[22]。

首先，配足设施。首先，以赛事需求为出发点加强建设。体育设施是群众体育赛事得以开展的基础，也是农村体育发展的先决条件。基层政府部门应增加对农村群众体育赛事的经费投入，同时引入市场资本，形成 “政府引导、市场参与”的资金筹措模式，完善赛事场地和公共体育设施。例如，福建省投入专项资金2590万元，新建了17个乡村口袋体育公园和运动角、10个笼式篮球场及20个乡镇（街道）体育补短项目，有效改善了农村体育设施条件。其次，以乡村振兴全局为着眼点统筹规划。除了体育设施，还需加强交通、卫生等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为乡村产业振兴提供全方位支持。

其次，技术嵌入。群众体育赛事与数字技术的结合是推动乡村产业创新转型的重要途径。面对地区发展不均衡问题，应加大民族地区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力度，如建设信号基站、普及宽带网络等，同时建立数字信息平台，整合乡村组织、企业资源及传统体育资源，形成 “体育+” 数据库，推动产业融合与创新^[23]。

最后，构建人才兴业发展体系。群众体育赛事涉及体育、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需要跨学科、跨领域的人才支持，应加强专业性和复合型人才的培养。根据 《关于做好2023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应强化乡村人才队伍建设，吸引和培育各领域人才到基层服务。在群众体育赛事中，既要吸引返乡创业的 “内生” 人才（如返乡大学生、商人等），也要引进 “外生”的专业人才（如乡村体育教师、赛事运营人才、社会体育指导员等）。在具体实施上，各地政府应以群众体育赛事为契机，完善人才引进和培养机制。对于返乡创业的 “内生”人才，应提供良好的创业环境和政策支持，如税收减免、水电补贴等优惠政策; 对于引进的 “外生”人才，应提供事业发展平台和晋升机会，并从赛事的创收中提取一定经费作为人才专项补贴^[24]。在引进人才的基础上，村两委应对村民进行分组，由乡村体育教师、社会体育指导员以及赛事运营人员等负责培训，定期组织小组交叉学习，培养具备专业技能和综合素质的复合型人才。

4.3 强化意识，发挥特色，打造乡风文明示范典型

乡风文明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紧密相连，是维系乡村社会协调发展的关键枢纽。激发体育文化底蕴，推动乡风文明建设，是群众体育赛事赋能乡村振兴的应有之义。

首先，强化村民自主锻炼意识。村民自主锻炼不仅是乡村体育振兴的重要体现，也是群众体育赛事开展的重要目标。一方面，应利用群众体育赛事，加大对积极锻炼、科学健身理念的宣传力度，形成思想共识; 另一方面，村两委、乡村文化工作站应定期指派社会体育指导员、乡村体育教师，筛选适合村民的体育活动，并在日常闲暇时间对村民进行体育健身指导，确保行动落实。

其次，因地制宜，发挥文化特色。群众体育赛事的体育项目不必局限于现代竞技体育，应结合地区经济发展、乡土人情等因素，因地制宜地发展具有地方文化特色的体育活动^[25]。例如，以宗教节庆日为契机，打造民族传统体育赛事，如贵州镇远古城举办的全国龙舟、独竹漂比赛，既吸引了众多参赛队伍，又展示了民族民间文化的魅力。同时，还可以将现代竞技项目与传统民族文化相融合，如榕江县在 “村超”赛场上展演侗族大歌、侗族琵琶歌等民族传统文化项目，彰显民族地区人文风情。

最后，打造乡风文明示范典型。解决乡村文化抑制问题，关键在于发挥群众体育赛事在乡村文化振兴中的持续效能，打造具有乡村特色的体育文化IP，实现 “文化繁荣+产业兴旺”的融合发展。首先，通过体育运动拉近村民之间的距离。群众体育赛事能够激发村民的体育参与热情，广西的体育实践表明，村民体育参与热情越高、体育赛事举办越频繁，村际关系与邻里关系便得到显著改善，矛盾也得以妥善解决^[26]。其次，以乡村体育文化凝聚力量。群众体育赛事在乡村的推广，应注重保留和传承 “乡味”，如海南文昌乡村排球赛历经百年，形成了多种 “土味”打法，融入了鲜明的地域文化，形成了独特的体育赛事IP。

5 结束语

群众体育赛事已成为体育助力乡村振兴中不可或缺的关键组成部分，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然而，群众体育赛事种类繁多，功效各异，且受到地域乡村文化的深刻影响，赛事的开展仍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未来需进一步发掘并开展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群众体育赛事，规范赛事组织流程、激发群众的主体参与意识、凝聚乡风文明，以高质量赛事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