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引言

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中华民族国家情怀和文化血脉延续的重要载体，其传承和发展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具有更多、更重要的意义。然而，19世纪以降，“西方现代竞技体育文化裹挟着西方话语逐渐抢占了大传统、体制内的主流地位，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则被迫蜗居于民间的小传统之中而沦为民间话语。”^[1]加之近年来，“民族地区的人口老龄化现象不断加剧，年轻人也伴随着城镇化而背井离乡，民族地区传统体育文化继承及传承人才流失严重。”^[2]可见，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面临的诸多瓶颈中传承滞碍问题最为突出，学界诸多学者对此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有学者指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发展过程中诸多项目 “面临衰退甚至走向消亡”^[3]; 也有学者发现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面临的传承链断裂、转型缓慢、认同弱化、供需错位等多重困境^[4]。针对传承困境的致因，有学者认为是 “缺乏合理有效的传承保障机制”^[5]，也有学者认为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本身 “内驱力”丧失，原生场域的消失使其失去了 “依附主体”^[6]。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问题的多视角、多维度研究十分必要，本研究基于社会互动维度，从相对微观的角度来探索其传承的发生和维系机制，一方面可使各种困境得到更多维度的呈现，另一方面在纾解困境的现实层面也会有更多的求解选择。

1 社会互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的发生机制

1.1 社会互动及其内涵

1908年，社会互动的概念在德国社会学家 G·齐美尔的 《社会学》一书中最早使用，之后在美国发展成为 “符号互动”并形成学派和系统理论，代表人物有米德和布鲁默。具体而言，社会互动是指 “社会上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通过信息传播而发生的相互依赖性的社会交往活动。”^[7]或指 “社会上个体与个体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通过接近、接触或手势、语言等信息的传播而发生的相互依赖性行为的过程。”^[8]两种概念略有差异，前者将其界定在 “社会活动”的范畴，后者则认为是一个 “过程”，但发生的范围及主要因素是相同的。此外，社会互动的发生需要具备认知和情境条件，所谓认知是互动主体间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来了解对方; 而情境是社会互动发生的制度、文化、空间、情绪等环境，其在一定程度上对互动的持续和效果产生影响，互动的实质是主体和客体之间的沟通。

1.2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释义

赓续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孕育了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以身体活动为表现形式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作为其中的一部分，体现了各民族的生产、生活经验和情感，以具象化的身体活动和技术技能为载体不断传承，并 “以传统特定时间、特定节庆民俗为载体经历一次又一次的身体操演，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体系和价值审美标准。”^[9]鉴于此，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是在一定的 “场”中实现的，有学者认为 “传承场（传承空间和传承场域）是指在文化传承过程中，人与人之间交流，人与社会接触的空间组合。”^[10] 可见，传承是一个发生在特殊场域的、由 “传— 承—传”等环节构成的循环往复的过程，其核心要素在于传承者，即传承的主体性因素——人。所以，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发生在特定的场域和特殊人群的互动之中，借由语言、文字、身体等介质实现信息的沟通和传递，是一个信息 “输出”和 “接收”的过程。

1.3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的社会互动维度解读

文化传承是一种发生和存在于人的交往、交流之中的社会活动，一定意义上是一个社会互动过程^[11]。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发生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同属一个族群的 “传者”和 “承者” 之间，存在一定的血缘关系、地缘关系，有着共同或相似的生产、生活、体育方式，遵守相同的风俗习惯。同时，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往往在节日庆典、宗教仪式、生产劳动、休闲娱乐等相对固定的情景下进行，以基本知识（项目的历史起源、基本特点等）、基本规则、开展方式方法等为基本内容，可以说是一种由语言和文字进行传输或传递的信息，成为族群成员之间社会互动发生的情景和信息基础; 在共同参与民族传统体育的过程中，个体之间因社会互动而形成特殊的关系，如以师徒形式传承的武术，师父和徒弟的关系更加密切; 还有些传统体育活动促进了参与者情感沟通，青年男女因此结为姻缘。特殊关系的结成能够营造一种氛围并对其他族群成员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此外，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是族群成员在本族传统文化的熏陶之下产生的一种社会行为，父辈的行为模式对子辈有教育作用，形成的代际传承模式及以此为基础建立的互动结构成为一种维系传承的重要保障。

2 社会互动发生: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的维系

2.1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以互动主体的存在为前提

2.1.1 互动主体的交流基础

社会互动发生在两个及以上的个体或群体之间，互动过程中的主体交流须具备一定的条件或基础。从实际来看，各族族群成员正是具备了交流基础才使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不断传承，具体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①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具有鲜明的地域性，说明其主体大都居住在相对集中的区域，即便不属于同一个村寨，也在同一个地域文化圈内。相似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会催生相似的地域文化，世代居住于此的族群成员也因此具有了相近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即地域文化的相互认同，这对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的主体而言是一种基于乡土文化的交流基础。②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大众化特征突出，纵览各民族的传统体育活动，集体性项目占有很高比例，如独木龙舟、珍珠球、毽球等，即使是摔跤、押加、射箭等个体竞技项目也有众多观众间接参与。所以，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是具有直接互动和间接互动基础的。③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一种生活化的文化，很多直接源起于劳动生产和日常生活，其存续和发展依托各种大小节日，人们对于节日风俗这种生活化文化的重视，在很大程度上为民族传统体育的开展提供了稳定的时间，从社会互动的角度来看，生活化特征使其传承具备了互动主体集中在场并进行交流互动的前提。

2.1.2 互动主体的相互认知

社会互动是以主体间直接或间接认知为基础的，认知的内容包括角色、权利、地位等社会性因素，抑或性格、能力、样貌等个体性因素。对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而言，其鲜明的地域性特征虽然形成了一定的文化区隔，但也为主体相互认知创造了条件，比如血缘关系或宗族关系相近而形成的情感 “熟络”，会促进彼此对于地位、权利或角色的相互了解; 而相同的语言和文字使用习惯，也有助于信息的互通和交流。此外，同一居住区域使当地居民具有相同的习俗，共享的地方文化和共同的活动范围使居民具有更多接触的机会，各种社会性活动的群体参与为主体间的相互认知提供了情境条件。最后，相同生活环境和相近文化背景使族群成员形成了对于当地传统体育文化的相同认知和相似体悟。

2.1.3 互动主体的主观能动性

族群成员是传统体育文化的创造主体和重要载体，在 “传—承—传”的循环中，所有信息都是通过族群成员来传递的。从社会互动的角度来看，作为互动主体的族群成员在传承过程中并非一味地全盘承继，虽然在从 “传”到 “承”的过程中发生信息丢失不可避免，但其间的创新也相伴而生，因为 “承者”是在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中成长的，其观念或多或少地受到社会变革的影响，在继承传统的同时也会以当下的眼光去审视和对待，进而在其身份转换为 “传者”之时融入自己的主观认识和理解，甚至会采借新的工具或方式进行传承，在尊重传统的基础上实现创新与融合。正是基于不同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中互动主体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传统体育文化才能不断融入新的时代元素，从而实现传承、延续和发展。

2.2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以情境中的接触为基础

2.2.1 乡规民约塑造了制度与文化环境

制度环境和文化环境对于社会互动的发生具有重要保障作用。制度环境对人的行为有重要影响，其 “被人们无意识接受”的特征也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人们的社会性行为是受制度环境塑造或影响的。文化环境是指 “影响一个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念、偏好和行为的风俗习惯和其他因素。”^[12]因此，文化环境可以影响人的精神层面和行为方式，并且以风俗习惯等为具体表现形式。可见，社会互动的发生依赖于包括制度环境和文化环境在内的情境。结合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情况来看，各民族在千百年的演变发展过程中为了自我管理，由广大族群成员集体制定了诸多属于社会规范的乡规民约。由于各民族的传统体育活动长期融合在其他民俗活动之中，专门针对传统体育的乡规民约较为鲜见，但从对一些民俗活动的规定中也能寻见传统体育的存在。虽然乡规民约不具备法律的刚性，但作为一种公约也具有制度和文化的作用，在引导、规范人们行为的同时，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提供了制度环境和文化环境保障。

2.2.2 节日庆典提供了时间与空间环境

社会互动发生的情境因素也指时间和空间环境，节日不仅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提供了时间条件，对于传承主体也具有更深层次的意义，因为 “节日生活以其公共的时间性、空间性以及独特的行为方式而构成了一种特殊的文化空间，其意义在于建立集体的文化认同和加固文化记忆。”^[13]同时，一定的空间环境也是重要的因素，因为 “空间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基础，也是行为在场的表达场域。”^[14]

从实际来看，绝大多数的民族传统体育活动都在各种节日之时开展，节日作为特殊的民俗，一方面凝结了广大族群成员的集体情感，成为一种精神层面的需求; 另一方面规约了族群成员的行为，使其暂时从繁忙的生产劳动中脱离出来，通过包括传统体育在内的各种活动来表达情感和休养身心。集体创造的节日沿袭成为传统，年复一年循环进行，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提供了相对稳定的时间保障。而节日也具有明显的空间性，如家族的祠堂、劳动的田间地头、专用的宗教祭祀广场等，虽然各民族节日所依赖的空间场所有所区别，但各种类型的空间环境为族群成员的集体在场创造了条件，为族群成员进行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等社会互动提供了空间保障。

2.2.3 族群认同形成了情绪与情感环境

社会互动的发生不仅需要制度、文化、空间等外部环境，也需要一定的内部环境，即互动主体的情绪和情感环境，不论是直接互动还是间接互动，有效的信息互通是重要的前提条件，而作为互动主体的人正是通过情绪与情感的表达、传递和接受来维系互动的。 “发轫于农耕文明的民族传统体育，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记忆文本，其独特的意义和价值植根于特定的历史时空和生活场域，具有浓郁的乡土情怀。”^[15]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主体大多为同族成员，具有一定的情感交流基础，并且，传统体育通常是在节日的欢快氛围中与其他民俗活动融合开展的，娱乐和庆祝的气氛使直接参与其中的族群成员更容易进行互动和沟通，即便是与作为观众的同族同胞进行间接互动也具有情绪和情感方面的基础。可见，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是建立在族群认同基础之上的社会互动形式，最终形成的是情感认可和相对统一的行为方式。所以，良好的外部环境加之族群成员间共同的民族归属、共通的民族感情、共享的情感体验，也使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具有了适宜的内部环境。

2.3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借由符号意义互通来实现

2.3.1 互动主体存在符号意义的共识

在社会互动发生的过程中，互动主体之间交流互通的内容是一种包含了多种信息的 “符号”，其内含信息的表达和选择是基于互动主体需求而进行的。社会互动的发生和延续是以互动主体间的信息有效沟通和交换为前提的，即互动主体对于符号意义具有一定程度的共识。从此种意义上讲，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是一种包含了传统体育基本知识、技术、技能、内涵等符号信息的互相传递，在传承过程中 “传者”和 “承者”作为互动主体多年来共享民族文化、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甚至有共同的宗教信仰，对日常生活中各种符号的意义达成了共识，彼此之间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关系基础。传统体育活动中某一个动作的来源、内涵、所表达的情感等，在族群成员之间是作为一种公共信息来共享的，其意义层面的认知也是一种共识。因此，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是以民族文化认同为基础的社会互动，这一过程中的互动主体在符号意义共识的前提下进行体育文化信息的互通，通过直接互动和间接互动实现了横向传播和纵向承袭。

2.3.2 符号选择基于主体的互动需求

信息交换互通是社会互动的主要目的，互动主体在此过程中获得了自己需要的信息、情感或体验，面对多样化的信息，互动主体根据自我需求选择互动对象和适宜渠道进行交流。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来看，族群成员之间利用节日等仪式性社会活动，进行面对面、手把手的技能传授或技术交流，或者通过比赛同观众进行间接交流与互动，借由语言、肢体动作、技术技能进行信息的传递。尽管在传承过程中的信息会有一定程度的丢失，但循环往复的互动会起到弥补作用，加之互动主体是具有能动性的人，会在接收后结合自身所处的社会环境进行创新性补益。总之，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的过程中，互动主体的多元化需求驱使其参与其中，并根据所处的情境进行信息的沟通和互换，获得传统体育文化的相关知识、技术技能或情感能量，最终使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族群内传承，族群成员的集体参与共同推进了传统体育文化的流传和延续。

3 社会互动缺失: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的瓶颈

3.1 互动主体集体性缺席传承场域

3.1.1 互动主体的群体外流加剧

千百年来，在传统村落生活的各族居民创造了形式多样的传统体育活动，并在世代延续中作为主体推动了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演变和发展。改革开放以后，在经济大潮的涤荡之中 “农民工”群体开始出现，在 “送出一人，全家脱贫”口号的吸引下，离开故土前往经济发达地区打工的青壮年农民逐年增多。国家统计局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17—2023 年间，外出农民工数量都在17000万左右，除2020年受疫情影响数量有所下降外，其他年份都在逐渐增长，2023年的增长达到了2.7%。我国的民族传统体育大部分都存在于农村，而农民是各农村地区传统体育的当然传承主体，其中，中青年群体作为传承链条中具有承上启下作用的中坚群体，其外流也意味着传承所依赖的互动主体减少，且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开展过程中互动主体的减量和缺席。诚然，中青年农民工外流也是对外传播主体的迁移，但受其工作强度、时长、性质，以及流动性强和场域转换频繁等因素的影响，其传播效果难以实现。此外，充当 “传者”角色的年长者有心无力且逐渐减少，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传承危机。

3.1.2 互动主体的生活方式变革

随着社会快速变革，乡土社会也正在发生不同层面和不同程度的变化，各种现代化的因素深刻影响着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刘奇研究发现，中国乡土社会正在发生 “社会主体由稳定性向流动性转变”，其中，一家一户的传统生产生活方式已经随着人口的外出务工而被打破。同时，随着乡村旅游的发展，之前的熟人社会也逐渐转向陌生人社会，“社会生活从同质走向异质”^[16]。不难看出，乡土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改变基本是围绕经济发展这一主线进行的，当前的农村已不是孕育传统体育文化的场所，反映在文化传承方面，主体生活环境的改变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对应有的互动产生负面影响。

3.1.3 互动主体的代际接续中断

除青壮年群体缺席各种传承活动和实践外，代际接续中断问题也加剧了传承危机。随着国家对农民工群体社会权益的日益重视，农民工在城市里的各种福利、待遇保障日趋完善，尤其是孩子入托、入学等问题的解决使广大有条件的农民工举家搬迁，成为城市的 “新市民”。这进一步加剧了民族传统体育的传承主体外流甚至引发代际接续中断。此外，以 “80后” “90后” “00 后”为主体的 “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开始出现，这一群体虽然在农村长大，但大部分时间都在学校学习，完成学业后直接进入城市成为务工人员，一年之中绝大多数时间都远离乡土环境，还有一部分离开家乡前往外地求学。以上新生代往城市流动迁徙的现象，一方面在身体上缺席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所依赖的传统节日或节庆仪式，不能形成主体间的直接互动; 另一方面，因身体缺席而不能获取在特定情境中互动才能产生的 “情感能量”，进一步造成了传统体育文化认识上的断层和接续上的中断。

3.2 互动情境创设不足导致接触有限

3.2.1 传统村落 “空心化”使传承场域空场

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城镇化率在 2020年已达到63.89%，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城市对农村地区的 “虹吸效应”逐年增强，农村 “空心化”现象加剧。也有数据显示，中国的传统村落正以每天1.6个的速度持续递减^[17]。除人口大量外流、空间格局改变之外，传统文化消亡也是传统村落 “空心化”的重要表现。从文化传承的角度而言，传统村落 “空心化”使传承场域失去了原有的作用，物理空间因为缺少了文化主体这一核心要素而不再具有传承文化的价值。可见，“只有村、没有人”的传统村落给传统体育文化带来的是互动主体锐减和传承场域空场两方面的冲击，互动情境的建构也因此失去了必要的条件和基础。

3.2.2 传统节日 “淡化”使传承活动冷场

当前，一些传统节日已然成为民族文化的 “名片”，如傣族的泼水节、彝族的火把节、景颇族的目瑙纵歌等。节日既是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开展最为集中的时间，也是其最重要的场域依托。然而，传统节日在近年来的 “淡化”趋势明显: 一方面，群众基础萎缩。大量村民到远离家乡的城市务工，出于花费、时间等方面的考虑，多数人只有在春节等重大传统节日期间才返回家乡，使传统节日的参与者数量受到影响，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的角度而言，族群成员的缺席使互动情境的发生机会锐减、价值大打折扣。另一方面，新生代观念转变。在现代化生活方式广泛渗透的背景下，新生代有了更多的方式和途径获取信息，西方主流文化和价值观也在悄然改变着这一群体的观念，他们更加钟情于西方的圣诞节、感恩节等，而对传统节日中的祈福、辟邪、保平安、求保佑等情感寄托有了不同于先辈的认知。总之，传统节日这一参与人群相对集中和时间固定的社群活动日渐淡化，使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的互动情境失去了应有的意义，进而影响了社会互动的发生。

3.3 符号认同代际差异显著

3.3.1 民俗 “凋零”使传统符号认同失去空间

随着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加速，传统农耕社会逐渐转变为工业社会，根植于农耕文化的多数民俗活动逐渐失去了存在的根基，其原有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功能也无所依附，滚滚向前的历史车轮将曾经辉煌的传统远远抛下，被取代和抛弃成了大多数民俗的共同命运。就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而言，其处境也大致相同，比如，西藏 “响箭”使用的传统竹制弓已经被现代复合弓取代，苗族 “吹枪”为了比赛规范将竹制枪管改为铝塑管、泥丸子弹改成 “针箭”，贵州台江县的 “独木龙舟”因经济观念改变找不到组织者—— “鼓头” 而式微。即便有些项目的现代化有可取之处，但也难掩传统在现代社会掉队的困窘。在此背景下，传统民俗已经失去了大部分的生存空间，进而失去了主体参与的场域，其作为文化符号被新生代认同的可能性也随之降低。

3.3.2 观念 “断层”使传统符号认同失去前提

“文化的创造在某种程度上说就是符号的创造。”^[18]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也不例外，每个民族传统体育项目都有一定的符号意义，“太极拳” “kungfu”“独木龙舟” “且里西” “波依阔”等都承载着厚重的民族历史和文化，“作为符号系统，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打上了人的烙印，并借助肢体语言传递、展示和表达着自我生存的意义。”^[19]在传统社会，族群内部文化观念基本是按照 “祖辈—父辈—子辈—孙辈”的理路传袭，对于本族传统符号的认同一以贯之。然而，伴随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而来的是现代人的观念转变，传统价值观的地位已经开始松动，代之以现代性的人文价值观，之前由前辈向晚辈单向输出知识和观念的情况发生了急转，尤其是数字化进程中乡村社会迈入 “后喻文化”时代之后，新生代在知识、技能、认知等方面已经远超父辈，观念的断层于焉形成。受此影响，“民族传统体育不再是生活的必然选择，成为父辈叙事间的回忆或青年一代的 ‘他者’文化。”^[20]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等传统文化符号在新生代的观念层面已经失去了土壤，代际观念差异或鸿沟成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的新生危机。

4 社会互动建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困阻的纾解路径

4.1 强化互动主体建构

4.1.1 增进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的群体互动

“群体互动既是互动的前提，也是互动的必不可少的环境和情境。”^[21]所以，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传承主体层面的困境与群体互动不足密切关联。增强群体互动首先需要增加传承主体的数量，近年来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主体流失情况日益严重，急需实施鼓励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创业的 “归雁行动”，鼓励传承主体返回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原生地。同时，在学生群体中发展传承主体，实现互动主体的数量增长，为群体互动的发生提供主体基础。

4.1.2 加强民族传统体育传承互动主体的观念建构

观念建构是指建立起族群成员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认知，具体包括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历史、特征、价值、功能等，借此建构起对于传统文化的尊重，唯此才可能以身体在场的形式参与互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的互动主体之间才能进行正常的信息互通。概言之，互动主体数量的增加和观念的建构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社会互动的发生，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困境的突破也会有更多可能和选择。

4.2 创设拓展互动情境

4.2.1 发挥传统节日的平台作用，提升互动强度

接触是社会互动最主要的实现路径，而互动情境是接触发生的环境基础，因此，要形成和促进社会互动就要创设互动主体充分接触的情境。从过去及当前的情况来看，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最主要的依托就是节日，节日平台不仅从时间和空间上为其传承提供了保障，也成为族群成员之间进行接触的最佳情境。因此，要充分认识节日对于族群成员的重要意义，发挥好节日文化的社会功能。西藏自治区定期举办的 “赛马节”、贵州一年一度的 “独木龙舟节”、云南景谷县的 “陀螺节”等，都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影响力逐渐扩大。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要借助节日平台营造互动情境，提升互动强度，增加族群成员的获得感和价值感。

4.2.2 创设新的互动情境，增加互动广度

除利用好节日平台外，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的互动情境还应在形式上进行多元化拓展，以跨越民族界限的直接互动和间接互动弥补族内主体互动的局限。从现有的形式来看，云南民族村、云南民族博物馆、巍山民俗博物馆、成都体育学院博物馆等，通过举办体育文物巡展、开放教育日、讲坛论坛等活动创设了良好的互动情境。此外，与旅游观光融合的发展模式也搭建了更多实体互动平台，当地族群成员与外来游客之间的互动有效促进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播，传播面的扩大也会反哺传承。再者，发掘赛事的影响力，借助比赛平台也可以创设民族传统体育群体互动情境，拓展互动广度。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 “互联网+”的数字时代背景下，互动情境的创设也应积极尝试数字化转型，通过 “建立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数字博物馆、构建虚拟技术与民族传统体育的数字化体验场”^[22]等方式创设体现时代特点的互动平台。总之，多元化互动情境的创设能有效促进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与其他互动主体间的接触，在扩展互动广度的同时也会增加传承机会。

4.3 增进符号意义认同

4.3.1 增加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符号的大众化认知

传统体育文化源起于各民族特殊的地域文化、宗教文化、生产生活习俗，在本族内的认知不存在障碍，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不能局限于族内，与其他地域、民族进行交流互通才能更好发展。所以，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跨民族、跨区域的互动，需要在 “符号”的发掘整理及大众化方面发力。一方面，赋予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符号更多历史、文化及民族内涵，以厚重而丰富的信息体现民族文化的精髓; 另一方面，须在文化内涵的普及方面发力，将民族传统体育承载的民族文化以易于大众认知和理解的方式呈现，以实现更广泛的传播、更多元的互动、更有效的传承。

4.3.2 拓展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符号意义的互通渠道

巴赫金认为，“一切文化都可称为符号，因此，一切文化总是表现为各种各样的符号”^[23]。基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要突破民族界限的观点，群体互动的主体应积极向外部拓展，并在保持直接互动的基础上强化间接互动。因此，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要采用多元化的渠道进行符号意义的互通，要充分借助现代化媒介，以数字化的手段突破地域界限实现更大范围的间接互动，充分利用微信、快手、抖音、微博、小红书等新兴传播手段及 VR、AR 等新科技，以文本、图片、音视频等形式，针对不同的互动主体进行多种形式的 “立体化” 信息推送。有研究表明: “以体育短视频为主要载体的媒介传播和交互的方式，已经成为一种促进社会互动、增强群体情感和凝聚力的重要方式。”^[24]这对于纾解民族传统体育传承困境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5 结束语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已然成为时代命题。在任何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过程中，人都是最核心的要素，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困境须从人的角度去探寻才能找到问题的症结。一定意义上而言，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不继是人的有效社会互动缺失造成的，因此，从社会互动的角度进行分析和探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认知视角狭窄和 “现象与本质割裂” 的情况。一方面是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这一复杂过程的微观探究，以便精准而深入地挖掘问题原因; 另一方面，是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研究放置于社会领域，使传承阻滞问题得到整体性和多维度的认知，以便寻得更多可行且有效的纾解路径。

参考文献